日本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对民主化有所限制的民族主义。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以依靠外资的方式推进国内的产业自由化，而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引进国外技术来促进国内的产业现代化。也就是说，虽然对西方技术多有依赖，但日本的产业化的主要特色还是在于政府的指导作用。日本的产业化是政府指导企业按照政府的指令、命令来完成的。在不依靠外资、不进行产业自由化的前提下，日本也只能以这种形态来推动国内现代化的发展。相比之下，日本的民主化并不怎么向前发展，只是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培育了本土的民族主义。这种培育是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不断宣扬“沦为殖民地的危机”以及“如何和欧美对抗”等论调。如此一来，在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的统一意志最终得以实现。
对政府来说，民族主义就是前面我所讲的那样；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民族主义则具有不同的意义。在近代日本，政府推行的现代化政策成功了，而且政府垄断了产业、知识和技术。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要想在企业里工作和学习，不靠近政府是不行的。所以，如何搭上政府的现代化政策的便车，能不能去国立大学学习，然后再成为官僚，出人头地等，这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社会地位上升，出人头地，对政府忠诚，崇拜天皇，有爱国心……实际上是同样的问题。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如果诚实地按照政府认可的规则去做，个人就可能在社会上很容易得到发展；如果对政府忠诚，个人在社会上就可能有立足之地，可能更好地发展。所以说，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民族主义。相反，如果上述情况不存在，日本的民族主义是否能在日本生根也很难说。夏目漱石夏目漱石（1867-1916）：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在他的小说里也写道：某青年主人公被别人说笑，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你看看你的爷爷，你爷爷为国家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他的事业就非常发达。于是，这个青年也说，如果为国作贡献能挣那么多钱，我也要为国家作贡献。
但是，19世纪80年代日本兴起的“民主化”运动即自由民权运动的发起人并没有前面提到的这种想法。该运动的发起人认为，“民主化”与“对政府的忠诚”不是一回事，“民主化”才是真正的爱国运动。他们认为，只有民主化与设立议会，才能强化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才能对抗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威胁。自由民权运动是想用日本的民主化进程来催生国民的民主意识、日本人意识，从而对抗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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