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历史和文学之问——史景迁和张岱
　　我最近的一本书是关于明末清初的史学家、散文学家张岱的书《前朝梦忆》。很多人问为什么会选择张岱，我也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这本书和我以前写的人物的确有所不同，比如康熙大帝、王氏或者利玛窦、胡若望。
　　其实我对很多东西都比较感兴趣，也一直比较关注社会问题。我有几本书是关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问题，比如胡若望，一个有些困惑的天主教徒；王氏，一个一生非常艰难的女性；或者洪秀全，一个反叛者；或者毛泽东，一个革命领袖。不过从还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时候起，我看中国更多地是以清朝为立足点。也许是四五年前，我开始关注明朝的衰落和清朝的崛起。但是，我其实没有真正看到明朝的衰落到底意味着什么。明朝那时大概有1．5亿人口，在16世纪是非常大的国家。那么到底怎么衰落的呢？这让我很想努力去猜测，中国人那个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
　　张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名士。他拥有非常奇妙的思想和强烈的探索精神，是非常好的学者，可以说他代表了同时代所有最好的学者。因为想了解明朝衰落的情况，所以我想追寻张岱的生活，探询明朝的衰落及其带来的变化。复兴明朝的梦想永远也没有再实现，张岱却能够通过他的回忆回到他在明朝的生活。
　　张岱在明朝末年曾经非常富有，但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张岱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包括财产、家庭和很多亲人。我很喜欢他的诗，那些诗歌表达了他对旧时代的怀念。张岱很喜欢陶渊明，我则很欣赏张岱喜欢陶渊明的方式。
　　我很惊讶的是张岱对父亲持批判态度，但他非常喜欢祖父。中国的传统美德是孝，而他不是很受父亲喜欢。可以说，他的父亲代表了中国一些旧的方式，张岱代表那些竭力想改革的人们，并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张岱的书《夜航船》就是讲中国人生活的智慧以及如何思考和反省。
　　和我的另一本书《曹寅与康熙》相比，关于张岱的书好像是达到一个平衡。还是继续探索历史，但视角从清朝转向了明朝。这本书大概花了四年的时间，因为同时也在写太平天国，以及《皇帝与秀才》（Treasonbythebook）。我对雍正很有兴趣，他处理湖南儒生曾静的谋反事件，采取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
　　张岱是很想用他的方式和语言写一部明朝的历史。有人说我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也是游走在历史和文学之间。至于问我和张岱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张岱喜欢写作，我也喜欢写作。但张岱是一个比我强几百万倍的学者，他的著述非常多，我都不可能全部读完。他在表达历史方面也非常了不起。我只是认真读他的作品并努力去理解他。
　　张岱是文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那正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特别想做的。张岱把历史和文学融合在一起，他的《陶庵梦忆》是一部非常优美的作品。一些学者经常说，不能把《陶庵梦忆》当作历史的佐证，因为张岱的很多文章是想像的。但《陶庵梦忆》的很多内容，其实都标明了年月。我决定考察一下，按照《陶庵梦忆》的日期和当时的官方日志对照，就可以判定张岱写的东西是不是很精确。让我惊讶的是，它们完全吻合。张岱并没有虚构什么东西。
　　几年前我在北大做讲座，我告诉学生们怎样通过第一行或者第一个字来了解我的作品。有些书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开始，比如说康熙，但是有些书比较困难，比如说洪秀全或者曾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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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柔软的力量

中国历史的变奏曲
Jonathan Spence（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能够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的实际……
--史景迁

宽容造就超级强国
Amy Chua(虎妈蔡美儿)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畅销书作家
有很多方式可以成就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成为一个能够在技术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主导世界的超级强国，唯一的途径就是“宽容”。中国的强国梦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公平情况，以及人们是否还相信--只要经过自身的艰苦学习和努力，就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并获得成功。

正义：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
Michael Sandel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政治哲学家
有人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仅仅靠市场都不足以为公共利益服务。市场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唯一途径，必须有补充的手段，同时被道德价值观所约束。如果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就会损害社会和谐。非市场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危机是自我纠错的机会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人的行为就是这样，一旦成功就变得非常自信。成功的时间越久，人们自信的非理性倾向就会越强。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市场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必然会出现一些危机。按照人类社会的规律，危机的爆发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一个很关键的纠错机会，是非常健康的。

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Joseph Stiglitz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中国和美国同样面临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我们从危机中走出来了之后，我们的措施是整体改进了经济结构，还是说我们的经济结构朝着更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的长期战略，应该是加强国内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所以，要增加工资收入，分配倾向于居民。要以多样的形式，推进就业的增长，支持地方银行。

关于媒体的为什么
Anya Schiffrin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际媒体”项目负责人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持有偏见吗？我同意这种说法，就像很多人说的，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持有偏见……但是，中国还是要逐渐习惯这些批评，因为将来你们要面对更多批评。对于像中国这样不断强大、非常重要的国家，这些批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气候变化是一个阴谋吗？
Christopher Horner律师、畅销书作家、气候变化怀疑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佛吉尼亚的优美小镇Charlottesville，我说出KeswickHall的名字，很快就得到出租车司机的热烈响应，那是该地区有名的高级会所。在KeswickHall，Horner先生舒适地坐在壁炉旁，带着充满怀疑的表情对我说，“如果我的书能够在中国出版，我一定会感到非常惊奇……”

危机还在继续
Robert Shiller 《非理性繁荣》作者、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我们必须接受人的本性，尽管那也许是非理性的，也许是自私的。我们必须对人性的不同方面有全面的了解……我对经济长期的发展是乐观的，因为任何危机总是要过去的。但是在5年之内，经济不会彻底地得到恢复。

中国梦
James Fallows 美国《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云上的中国》作者

交流和沟通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
Taiya Smith 美国卡耐基和平基金会能源和气候项目高级研究员
我总是鼓励我的员工给我们的中国同事打电话。我要求他们每天至少要通话两次。对于中美这样两个庞大而且有活力的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彼此的交流、沟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是那事关改变。我们现在必须重建彼此的信任，并确保两国的同事紧密地在一起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美之间永不停止的交流而不是互相提防。

中国将成为世界环保领域的新领袖
Daniel Esty 美国康涅狄格州能源与环境保护局局长、耶鲁大学教授
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战略利益，是确保环境问题得到关注，并且能够以一个建设性的方式，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对策，使中国获益颇多的全球贸易和开放的市场才不会有反弹。成功地应对气候变化，在要求美国担负起领导责任的同时，也需要新的政治领袖和其他重要国家的参与。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将会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

教育何为
许田 耶鲁大学教授、遗传学系副主任、耶鲁大学校长中国事务顾问
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反而是这些年里改革得最少的。高校合并并不是真正的改革。关键是中国的教育体制没有形成市场经济那样的竞争机制以及公开竞争的杠杆和尺度。如果允许建立竞争机制，那么一心钻研学问、认真工作的人就有机会得到回报。

全球化是愿望和忧虑的结合
NAYAN CHANDA 畅销书作家、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我读过一位妻子写给在外经商的丈夫的信。信中说，“你离家之后，我们的邻居，另一个商人，把他们的房子扩大了两倍。我们该怎么办？”其实就是妻子对她邻居的大房子感到嫉妒，希望丈夫能够赚回更多的钱。这封信写于四千年之前。现在的人们还是持有同样的动机，希望通过贸易等方式满足对更好生活的追求。

法制之路
Owen Fiss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法理学权威
对我来说，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不仅仅能从文字中读到，还要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空气和水将成为21 世纪最大宗的商品
Richard Sandor 前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创始人
我相信，做好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好并不是不兼容的。我们都不是圣徒，人们都有各自的经济利益、社会目标，这是常识。我们总是鼓励人们做好事。我们为什么不从经济上刺激人们，从而更好地达成环境和社会目标？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气候僵局
Jennifer Morgan 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和能源项目主任
我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发达国家要带头，所有的经济体都需要采取行动，否则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民主的侧面
Nicholas A. Robinson 美国佩斯大学环境法教授
加利福尼亚，是人口最密集、面积名列全美第三的大州。如果将其作为独立的经济体考量，它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这样一个富可敌国的地方，其州政府却濒临破产的边缘，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加州到底发生了什么？Robinson教授认为，加州的选举人是应该被谴责的人。

世界经济可能“失去十年”
GARY GORTON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够因为一次危机就能有效地阻止另一次危机的发生。

参与决定成败
Robert Stavins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中国作为一个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国家，自身有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制的设计与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当医生成为病人
Robert Klitzman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最好的治疗，需要医生独立和客观的诊断。医生到底应该有多大的权力？不能滥用权力，也不能没有权威，因为那会导致不同的问题。如果病人的权力过于强大，也会导致相反的治疗效果。

外一篇：我是我的基因吗？

碳排放交易和中国的选择
Thomas Tietenberg 美国缅因州科尔比学院环境经济学教授
目前企业界对减排有不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损坏他们的竞争优势。而另一些人认为，为了地球的未来，我们必须这样做。从长远来讲，还是及早采取行动更加经济合理，因为等待将使企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气候变化
Janos Pasztor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负责人
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气候变化问题，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气候变化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