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出身红二代，入伍九年，最后以地产商为人所知。爱较真，以敢于直言批评政府闻名，潘石屹评价他“干着开发商的事，操着国家总理的心”。 人称“大炮”的任志强有个口出狂言爱“放炮”的嗜好，每遇出头露脸的机会，都放出一段惊人的语录，大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狂妄品牌。任志强直言不讳，“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任志强坦言，“30年来房子没涨价”；任志强好像就是要和穷人过不去。
　　任志强在房地产界里颇有“任我行”的味道，年过半百仍展示强悍的“愤青”作风。2001年岁末，任志强一句“我不玩了”，就从京城的地产公司华远集团挂冠而走，除了“华远”品牌之外一无所有，曾经的“地产航母”瞬时间沦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小舢板”，曾经的江湖大佬成为“迟暮英雄”。
　　任志强，干着开发商的活，操着总理的心。
　　任志强已经过了六十岁，但劲头十足，他真正生命似乎刚刚开始。

　　《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是任志强目前一本自传体回忆录，区别于以往媒体或者著作的片面解读，该书由任志强亲自执笔，从家世，到参军，贩卖兔皮起家！官与商，红与黑，坎坷六十年，50万字全部写尽！几易其稿，回忆了任志强60年的成长历程。
　　任志强的故事充满励志色彩，又极富传奇。以贩卖兔皮的小商贩起家，蒙冤入狱，最后又在大时代下创立华远地产。几度沉浮传递出自强奋斗的正能量。此外，任志强也是改革开放30年的观察者，其成长又交织着历史变迁，描绘“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
　　起诉政府，状告银行，被穷人扔鞋，被国家暗查，此书大曝内幕细节。
　　退休后，任志强更是敢说，堪称厚重而真实的一部跌宕历史回忆录。

　　决定写回忆录之前，我就一直在纠结：是否该将自己的私生活及内心的真实感受公布于众？是否该明智地避免对心灵的拷问？是否会因为我的“过度”回忆而变成一种“表白”，是否我该将一些“糗事”掩藏在心，永不公开，以此减少无尽的流言蜚语。
　　然而，我太想让大家知道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有辛酸，也有委屈，一张表面严厉的面孔背后，也有“不可告人”的弱点。将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无情地写出来，目的即是如此。
　　——任志强

　　他（任志强）坦诚的直言，充满哲理的才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俞正声（政协主席）

　　任志强对我讲，他写自传常常一直写到深夜，最后泪流满面。任志强还有哭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他把别人气哭。——从此，我开始相信这本自传的价值。
　　——潘石屹（SOHO有限公司董事长）

　　任志强有三个特点：，爱没事找事，第二，爱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第三，把自己的事从来不当事。
　　——冯仑（万通控股董事长）

　　我就想看名人的不容易，看他失恋33天，看他脸朝黄土背朝天，看他蒙冤入狱，看他在深夜痛哭失声，看他梗着脖子后的脆弱，看他打落牙齿和血吞的直，看他其实内心有过的弯，等等。
　　——刘春（搜狐公司副总裁）

　　任志强并非看不懂那些游戏规则，只是他不愿意让他一直轻视和厌恶的东西改变自己。
　　——衣锡群（北京西城前区长）

　　严格讲来，任志强并不是一个好的商人。他做生意好像是为了争取不断说话的权利，卖地卖楼似乎没那么重要。虽然这本回忆录难逃“怎么成功”的俗套，但读者却不会读到“赚钱的真经”。
　　——宁高宁（中粮集团董事长）

　　个人很欣赏任总敢说真话，敢说敢当的勇气。
　　——刘嘉玲（香港影星）

　　第一章 我的辞职惊动了总理
　　那年的北京下了一场没有丝毫预兆的早雪，并且出奇得大。恰在这个周一的大雪天中，我在公司内部正式宣布了辞去总经理职务的决定，并公布了小股东的来信，介绍了我与宁总（宁高宁，时任华润集团董事长，后任中粮集团董事长）会谈的情况。整个会场一片沉静，有许多部门经理始终低着头，我知道他们心中的滋味，就像这场大雪一样，压着整个天都阴沉沉的。他们在追悔自己没有完成任务指标，但事实已经摆在桌面上，这是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不想接受也必须接受的现实。
　　很快这个消息就被媒体知道，随之而来的是接不完的电话，探寻辞职背后的秘密。
　　为了维护企业的形象，我选择用最正面的回答解释辞职的行为，以避免在股市和市场中给企业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但媒体的八卦劲头十足，挡是挡不住的。扑天盖地的报道像大山要倒了一样，远比那场大雪来得更加猛烈，也更加寒气逼人。
　　“年薪700万的总经理宣布辞职”的巨大的标题大大提高了宣传效果和放大作用，也惊动了时任总理朱镕基。
　　三天后赵康（北京建设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转告我，朱镕基总理有个批示，但不知道什么内容。几天后，通过朋友我从市政府拿到了朱总理亲笔批示的复印件，上面还有通过正式收发渠道转件的各级政府的收发章。
　　批件是在阿里巴巴网上转载的报道消息的打印纸上批示的，分别转批给了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和北京市市长刘琦。也许朱总理认为这是件应该引起重视的大事吧。
　　连续一个多星期几乎没有消停，前前后后都是有关我辞职的各种猜测，也许更多人不是关注华远公司的发展，而是关注我曾领取700万的年薪。
　　连续几年的风口浪尖的争议，最终以我的辞职宣告结束了。
　　那些对我有着强烈不满的领导们大约可以松了一口气了。
　　股民的愤怒
　　亚洲97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的股市跌得一塌糊涂，华远的业绩也出现了下滑，双重压力之下，香港的股票跌得更剧烈。其实当时市场的股票下跌与公司的经营情况并无最直接的联系，但我很清楚，当公司业绩出现下滑时，股民是不会同意的。
　　年初下达工作任务的会议上，各部门经理都充满信心地签订了任务书，但我心里知道，面对无数的矛盾和大量单位的违约行为，要完成今年的工作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签约之后大家习惯性地举起酒杯，预祝任务的完成。干了这杯红酒之后，我将酒杯重重地摔在地上，告诉大家，如果今年的任务完不成，公司将无法向股民们交待。那清脆的响声，也许并没有引起这些部门经理的注意，我却至今无法忘记。
　　不久前，华润（北京）置地香港公司的一个小股东专门给华润集团总经理宁高宁写了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本人一直系华润创业忠实支持者，也持有一定数量华润创业股，但自1996年11月华润创业分拆华润（北京）置地上市之后，我又在市场以3.2万元购入北京置地，本人深信华创是优质股之一，分拆上市的北置也有一定素质，可长线投资，故一直不离不弃。1997年金融风暴后其股价一直坚挺，令人感慰，对北置信心更足。故1998年4月北置以每股4.42元售249000000股后，本人又在4元左右继续增购北置。但自此以来北置股价却一落千丈，至今只剩下1.15元（1999年11月5日）。本人不明白何缘此股如今会如此低残。
　　更令人感到讶异的是，北置管理层置小股东利益于不顾，任由股价低落，亦束手无策，无动于衷。只被动等候上天恩赐，袖手观望等国家经济好转而受惠，不以积极态度面对形势改变，根本无所作为，令人极为失望。我们强烈要求北置管理层彻底改变无所作为的作风和态度，振作精神，灵活应变，如参与科技项目投资，与北京中关村硅谷合作开发科技项目，且如一些国企趁低回购股份。以对小股东有所交待。”
　　宁高宁将这封信转给了我，并在信上批示：“这些小股东终于开始忍不住了，如何改善公司的确是迫在眉睫了。”
　　我很清楚公司的现状，经过此前的过度扩张，自1998年香港再次融资未将资金打入国内，没有了这笔资金之后，很难继续保持扩张的速度和业绩的快速增长。前6年连续业绩的增长和迅速的扩张都来自于市场中的成功融资，每年都有大量的资金注入，支撑着土地、项目和业绩的增长。如果没有再融资的能力，也许企业会适度地放慢扩张的速度，但当有再融资的可能，并按照再融资的条件安排了企业的发展战略，当土地大量购入、大面积开工之后，新的融资资金并没有进入公司内循环时，就会造成现金流的紧张，因而无法完成预定的任务。
　　1998年开始出现现金流的紧张时，我就预知1999年的日子会很难过，加上大量的企业、政府的违约，让本应到位的资金不能按时偿还，许多只能打官司解决，而这种诉讼大多要拖个好几年，但公司的现金流无法拖上两三年！于是被动的局面自然产生了。
　　连续数年公司平均利润增长都超过33%，但缺了现金流这一口气之后，就出现了增长中断。公司2000年的销售再一次打破历史纪录，高达近50亿元，可惜中间差的这一口气让股东们（包括华润的大股东和买了股票的小股东）沉不住气了。
　　遗憾的是，香港的小股东们并不知道连国土资源部这种国家部委都会欠账不还钱，连司法和政府都不情愿保护契约精神，也不知道为中国的50周年大庆华远必须承担西单文化广场这种公共事业任务。那一年，除了前面说的政府部门的欠款外，高登公司尚欠1亿多元的土地款未付；中实公司尚欠上亿元的土地款未付；市计委京通土地的转让项目因原定的土地地下是个巨大的军火库而无法向我公司交地，等于政府违约，但政府已经预收华远的土地款，应退回的近两个亿的资金并未退还；西单文化广场应退补的土地出让金也未退还。
　　这些欠款影响了公司数亿元的利润和数亿元的现金流，终于集中在同一个年份对公司形成巨大的压力，公司业绩自然出现下滑。
　　我明白宁高宁转给我这封信背后的意思，但我必须尊重华远集团股东背后的政府的意见。
　　我不但要召开集团公司的党委会说明情况，还要向区长和区委书记汇报上述情况。
　　宁高宁专程飞往北京，在华润饭店和我进行了会谈，并征求我的意见。通常股民们提出这种想法之后公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理睬股东的意见，继续执行公司原有的政策；另一种是用总经理辞职、变更管理层的办法来满足小股东的意见，实现公司的结构改善。
　　其实华润早就做好了更换我的准备，黄铁鹰在此之前就开始物色接替我的人选，而且这个人不是华远原有队伍中的人员。
　　早在华远与华润合资时，华远为了保护这支队伍，就在合同中约定，第一届的四年合作期间外方做为大股东，但不得更换管理团队，如果四年中管理团队无法完成董事会预计的工作任务，大股东才有权力更换管理团队。
　　1994年合资期开始，按一届计算应在1998年更换，但1996年为了上市，要稳定管理团队，于是上市前重新签订聘任合同，将我的任职期限从1996年重新计算为4年一届，到2000年终止，其他管理团队同样延期到2000年底。
　　但经济形势的变化让宁总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决定，背后大约是黄铁鹰在出主意，让宁总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晚上在华润酒店，我、王长连书记和宁总三个人一起吃了顿晚饭，双方达成了协议。我仍担任华远地产董事长，但辞去华远地产总经理职务，我在华润（北京）置地的上市公司的职务不变，而新任总经理的人选经双方同意之后另行聘任。
　　虽然双方都用微笑结束了这顿晚餐，但双方的心情并不相同。宁总也许没想到我会轻松地接受他提出的更换总经理的建议（我可以坚持不许其调换），也绝不会想到我能轻松地做通区里领导的工作，没讲任何的条件。但我的心情并没有宁总那么轻松，我确实在这一两年中感觉到累了。
　　从建设部的领导到市政府的领导，从国土部到相关单位，我几乎给得罪光了，这些主管房地产的相关部门手中都握有决定企业生死的大权，这些领导对我的意见不但在北京市也在香港流传着。当然也影响着华润的领导们。
　　即使没有小股东的这封信，大约大股东也认为该换个总经理了，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并能由他们直接指挥的总经理，当然更有利于他们对企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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