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政治站队与商人选择
　　北伐前后，是虞洽卿一生的黄金时代。其个人声望在这段时期内达到顶峰，1924年开始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同年即成为江浙战争中调解各方的首脑；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虞更成为当时国内最显赫的人物之一。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中外各方（包括共产党在内）均需倚赖与其合作，以达到各自政治目的。虽然中共对虞洽卿在消弭风潮中所起的作用有敌意，但是此次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之后，中共显然已经清楚了解虞在上海所具有的巨大个人影响力。为了扩展其势力，虞洽卿仍成为中共主要争取的对象，虞洽卿也曾与中共干部多有接洽，以至于1926年秋，被莫斯科视为建立上海政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所谓“资产阶级左派”的代表人物。虞洽卿在时局混沌之时，其实也在寻找新的政治结合机遇。这就是中共与虞洽卿合作的来源。
　　然而，1927年3月蒋介石抵达上海后，其与中共及武汉政府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为了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上海成了他最重要的饷源地，而虞洽卿等旧识则成为他联络商界的桥梁，同时，蒋也成为虞洽卿扩展势力的一个重要依仗，就像此前他极力经营与段祺瑞及地方官员关系一样。正因为此，虞洽卿在政治上最早便站在蒋一边，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典型。不过，无论是1926年的“左”，还是1927年的“右”，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虞洽卿始终想在这种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中，找到于己有利的合作者。其实，大商人未必就天然地反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究竟对他们有何种影响，是需要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来观察的。从北伐前后虞洽卿等人的政治动向，我们看到，为谋求个人的权势扩张，商人会主动地介入动荡的时局，尝试与各种势力合作，这种合作对象包括了时人眼中的“赤化派”。
　　如果不将从五卅到“四一二”的历史联系起来观察，我们无法对虞洽卿的角色有准确的认识。当然虞未必能代表上海商界多数商人的倾向，然而，作为一个喜欢涉足政治的商人，他在北伐前后的表现确实能反映一些中国商人潜在的“政治投机性”，中共之所以将虞视为最重要的合作者，也是因为其背后的潜在势力。这种蜜月式的合作，也为后来中共看到虞洽卿全力支持蒋介石时的愤怒埋下伏笔，我们不了解“四一二”前的史事，也就无法完全明白中共后来所讲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究竟从何而来。
　　这种说法不仅是针对蒋，也是针对曾经与中共密切合作过的虞洽卿、王晓籁等上海商人。中共甚至苏共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观感，以及党内关于“革命发展道路”的争论，其实均与北伐前后中共与虞洽卿等人的合作经验密不可分。
　　其实，从北伐前后中共与虞洽卿一派商人合作的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共内部是很清楚虞、王等人的投机性质，然而，他们在写报告时，又会有意将其动机“阶级化”，这种实际与理论的矛盾与落差，始终困扰着中共党人。由于中共的整套革命是建筑于阶级理论上的，现实的斗争，又不能与此完全吻合。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用阶级理论来描述分析实际时，常常出现前后矛盾，互相冲突的现象。这种冲突也使得所谓的理论没有确定性，方针随时都在变动，易变的主义与政策，加上权力斗争，便使得中共意识形态严重缺乏连贯性。我们研究中共党史，则可能先要弄清楚，具体实践与理论阐述之间的差别，并从其实践入手去重新认识其行动逻辑，而不是依据其表述的“合理性逻辑”，唯有此，我们才能对中共革命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此前的研究过分低估商人在政治变动时的主动应对。1927年为何上海的“资本家”要倒向蒋介石，过去学者们习惯从工人运动的角度出发，认为资产阶级对工运感到恐惧，把保护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然而，上海许多工人运动，背后也有商人的影子。尤其1926年7月后，与南方政府及反孙传芳派有联系的商人，如虞洽卿、王晓籁等人，便在背后支持工人运动，欲使孙传芳之后方秩序失去控制，并进而发动军事行动。
　　中共的势力上升与虞、王及杜月笙等人的背后支持本来就有密切关系。双方关系之变化，主要因蒋介石等北伐军实力派与鲍罗廷、中共及武汉政府交恶，虞洽卿等人必须重新站队，重新评估其与中共的关系。当北伐军进入上海后，罢工的工具性作用就失去，蒋介石等人希望能够快速控制上海秩序，杜月笙等人在这个过程中便抛弃与中共的联盟关系。虞洽卿则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为平台，承担起协助蒋介石在商界筹款的重要任务，他以实际行动明确表示和中共分道扬镳。他必须在政治转变关头站对路线，以免其此前的“左倾表现”祸延己身，同时也可以因新的权力联盟关系强化其政商地位。
　　从中共角度来看，其早期与上海商人的关系也显示出实用主义的特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抱牢教条主义不放的政治团体，当现实政治对他们的发展有利时，中共对所谓“资产阶级”的性质的分析也倾向于宽容或“右倾”，其报告中会弹性地对“阶级形势”作乐观的分析。当商人放弃与他们的合作，一些领导人便可能用严厉的语言攻击“大资产阶级”，现实的“阶级分析”与此前又完全不同。因此，意识形态叙述其实是紧跟在政治利益之后，又与党内路线斗争相连，这也是不同的中共党人在不同时期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往往大不相同的原因。
　　对于比较信奉实用主义的党人来说，只要他的权势依然存在，虞洽卿仍然具备统战价值。1936年8月14日，身处陕北的毛泽东还写信给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要他在上海好好做上层统战工作，其对象除了宋子文、孔祥熙、陈诚、胡宗南等国民党要人之外，毛最后特别询问冯：“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络希望否？”毛把虞看成是中共欲在上海重新打开局面必须注意之大人物，当然是自然之事。这种看法又与此前中共与虞洽卿的合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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