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让人佩服康有为的辩才，他现“地”说法的驳论是何等有理有力，直捷痛快！是呵，眼下所在的总理衙门这个机构，就是咸丰末年《北京条约》订立后，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这是过去的皇朝官制中所没有的，在酝酿设立之初，也因不合祖制而存争议，连创议者恭亲王奕诉在最初奏请时，也只是按照一个权宜性的临时机构提出议案，即使如此，开始咸丰帝还是末予批准，但因事设衙的必须性是专制君王也终究抗拒不了的，这一机构到底设立并不断完善地维持下来（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改为外务部）。对此，荣禄不会不清楚，面对康有为的诘问，他恐怕是难以有言以对的，只剩下气急败坏的劲儿。
所谓“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前提既然被攻破，那么变法的合理性也就随之而具，剩下的就是如何变法的问题。这，是由在场五大臣中最年轻的廖寿恒来提问的。此人与荣禄不同，他是赞同维新变法和支持康有为的，维新运动中在助康向光绪皇帝送书递折、传达光绪皇帝谕旨方面起了媒介作用。他这时问康有为“应该如何变法”，这本身就隐含有否定荣禄观点，为康有为正面阐述变法见解铺路搭桥的作用。康有为则乘势就便，回答要言不烦，直触肯綮：“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这一回答似乎李李鸿章本能地大受刺激，要说李鸿章并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人物，他以淮军统帅起家，是著名的洋务派大员，不过，他所羡慕和倾心的主要是西方的先进的器物和技艺，至于对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则是怀着很大的疑惧和抵触心理的。所以，这当儿听了康有为关于变法“宜变法律、官制为先”的话，不由得紧紧追问：“既然如此，那么六部都要撤消，则例都要废弃吗？”
我们知道，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中国旧王朝长期沿袭的官制机构，并形成与之相配的若干法规成例，成为构成其政治体制的要件。在李鸿章的心目中，这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的。他不是多年间也力持“内须变法”的主张吗？但其“变法”的范围，是不会包括撤六部、弃则例之类内容的呀。可康有为要行的变法决不受这种限制，而恰恰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显出与洋务变法的重大区别。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