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C.基思（Ronald C.Keith），1948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获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专业的博士学位。现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商务与亚洲研究系中国研究教授。他参与研究和写作的作品共计14部，包括：《中国为法治而努力》、《中国市场的法律与公正》、《崛起的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中国由内到外融入世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等。
　　
　　封长虹，中国国防大学军事战略学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先后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历任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会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中国军法学会会员、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军事战略、中国外交策略、国际战略环境、美欧安全战略、美国军事战略、国际军控与裁军、国际法与战争法等。主要译著有《周恩来传》《蒋介石传》《统帅们》《掌权者》《里根自传》《海湾战争》《为和平而战》等。

　　周恩来是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直接领导外交事业长达26年之久，是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当代一些著名政治领导人，如斯大林、尼克松、艾登、尼赫鲁、西哈努克、尼雷尔、基辛格等，都赞颂周恩来是一个非凡的外交家。
　　作者罗纳德·C.基思把周恩来的“理性外交”和“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周恩来的大外交》的主要脉络，由此来展现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实践、外交艺术及外交风格。《周恩来的大外交》介绍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万隆、巴黎、莫斯科、新德里等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活动，并认为周恩来在这些活动中所持的方针，策略是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冲破了美国的遏制、处理了与苏联的争端、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打下了基础。

　　日内瓦会议没有解决美国拒绝承认中国政府这个潜在的老大难问题。因此，大会参加国签订条约以及通过大会协议的问题被巧妙地绕过去了。没有讨论，也没有得到解决。杜勒斯始终非常死板，而且总是抓住意识形态问题不放。周恩来虽然重视意识形态，但同时却很灵活。杜勒斯坚持在柏林提出几项条件。美国方面只是简单地发表了一项声明，说美国不会妨碍已经达成的非正式协议（但后来周恩来会见詹姆斯？莱斯顿时承认，他在这一点上没有对美国提出异议是一个失误）。
　　美国在外交上与中国相反的意识形态色彩，最终导致了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这次会议的徒劳之处还明显地反映在会议上所表现出的奇特的身体语言中—杜勒斯曾拒绝与周恩来握
　　手。王炳南谈到这件事曾给史密斯造成的尴尬。大会将要结束时，周恩来找到了正在和他的翻译谈话的史密斯。他知道杜勒斯禁止这种接触，但他却故意找史密斯谈话。周恩来向史密斯伸出了手，史密斯的反应却是从嘴上取下了香烟，这样一来他的双手都被占了：一手拿着香烟，一手端着咖啡。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恢复了心理平衡的史密斯走到周恩来面前，对周恩来的外交天才大加称赞。这时，周恩来却回答道：“我们一直没有拒绝和你们的来往，上一次难道不正是我先向你伸出手的吗？”由于不能与周恩来握手，史密斯只是一个劲地摆动着双臂。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在反对杜勒斯的外交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他最终未能阻止美国在亚洲建立共同防御体系。8月8日和12日，由艾森豪威尔主持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做出了一项决议，说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是“灾难性的”，美国和它的盟国于9月8日在马尼拉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绢。
　　就是条约签订之前，中国炮轰了大陆沿海由国民党控制的岛屿，这也许是为了警告亚洲国家不要承担美国对华政策带来的沉重负担。随后，12月2日蒋介石政府同美国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中国认为，美国这样做是企图对中国进行一次发自三个方向的侵略，东北从朝鲜；东部从台湾和日本；东南从老挝、柬埔寨、泰国和菲律宾进行。
　　然而，通过阻止美国全面参加亚洲事务，周恩来极力争取降低美国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的作用。周恩来还趁机发动了一次外交攻势，指出美国不信守日内瓦的诺言。因为《马尼拉条约》把它保护的范围延伸到中立的老挝和柬埔寨。9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国没有获得科伦坡同盟国家的支持（《马尼拉条约》只包括三个亚洲国家，而且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对美国几乎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
　　周恩来反对美国遏制政策的“和平共处”外交攻势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得到了加强。10月12日，中国和苏联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公报声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他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在尼赫鲁1954年10月访问北京以及吴努同年12月初访问北京期间，周恩来巩固了他在1954年出访印度和缅甸的成果。因此，后来当人们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总是说它的“倡导者”是中国、印度和缅甸。
　　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送别宴会上与吴努十分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吴努想到了他在周恩来6月访问仰光之前的担忧。当他从周恩来那里得到中国不会干涉缅甸内政的保证后，才感到放心了。随后，他站在周恩来的立场上说中国人也可能对缅甸的政策有所担心。他说缅甸是一个小国，它不可能真正干涉像中国这样一个强大邻国的内政，然而，假如缅甸扮演“帮凶”的角色，为外国的海陆军活动提供通往关键战略地区的通道，那么缅甸也会造成“麻烦”。吴努保证，缅甸绝不会充当这种“帮凶”，也不会接受“单方面的援助”。
　　周恩来在回答中机敏地安慰了对方。他说，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两个邻国进行最初接触时存在某种担心和缺乏了解都是十分正常的。周恩来相信中缅友谊终究会战胜帝国主义的阴谋，国家无论大小，“五项原则”将主导他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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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革命实践中的理性外交
第一章 革命中造就的外交家
第二章 冷战期间组建外交部
第三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遏制政策的对抗
第四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苏分裂
第五章 周恩来、尼赫鲁及遭到破坏的“亚非团结”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外交路线”
第七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方针和现实主义精神
第八章 周恩来的遗产：走向“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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