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之，原名洪放，安徽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桐城市作协主席。有感于民国先生的风骨与气节，遂编辑本书，旨在于世人稍稍了望民国大师们的背影，参透他们生命的华章，为我们这日渐枯燥的生命以清泉与润藉。

　　民国时期新旧文化共存，各种思潮兴起，那时的孩子进过旧式学堂，读过四书五经，留洋海外，学习过新文化。他们中走出了一个个极具个性和渊博学识，熠熠生辉的大先生。他们气度与风骨并存，操守与性情俱在。渲染了一个丰富多彩，节气与个性彰显的独特情景。
 　　《先生的课堂》选取了其中三十余位有影响的大先生，撷取他们读书和教学的情况及逸闻趣事，管中窥豹，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教育，感受那个时代大先生的人格魅力。先生的时代已经过去，先生的气节和风骨却让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十三 陈寅恪
　　学堂
　　门外旁听
　　陈寅恪自幼酷爱读书，未到启蒙年龄，见兄长及亲友子弟在家塾就读，十分羡慕。兄长们上课，他就躲在门外专注静听，很快牢记教师讲授内容，并能熟练背诵。有一次，像往常一样，他躲在门外专注静听，突然先生从里面出来，望着他，这时，小陈寅恪不知该如何是好，突然，先生发问：“你在这干嘛呢？”小陈寅恪说：“我也在听课，我也想上课！我会背很多的文章！”于是先生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便让他试试，小陈寅恪很快地背出了一篇文章，先生甚是惊讶！连连点头说：“好！好！”而后他自识字起嗜书如命，见书就读，不分昼夜。
　　会学习
　　陈寅恪留学日本期间，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日文上。同时他还留心观察和体验日本的生活习俗，阅读日文学术著作，研究日本历史、文化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这为他日后援引日文资料，进行隋唐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他在探讨隋唐时代的府兵制时就注意到，隋以前的资料比较少，不容易弄清楚，而当时日本的很多制度模仿唐制，其《养老令》之宫卫军防诸令条内容详细，两者相互参照，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他还注意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冈崎文夫教授关于唐代府兵制、均田制和租庸调法的研究成果，认为“不失为学人审慎之态度”。又如他后来在考释白居易《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句中“温泉”之由来时，旁征博引，以说明温泉疗疾风气流传之广，称：“又今之日本所谓风吕者，原由中国古代输入，或与今欧洲所谓土耳其浴者，同为中亚故俗之遗。”这里的“风吕”便是日本人所说的沐浴，可见他对日本生活观察之细，体验之深。
　　再如，陈寅恪在批阅《旧唐书》太宗纪下贞观十七年秋七月庚辰条“京城讹言云，上遣枨枨取人心肝，以祠天狗”时，不禁想起在日本见过的那种红面孔、高鼻梁，具有灵性和神通的怪物，于是写下这样的按语：“天狗，日本所传，当由唐代转入。”对于“风吕”和“天狗”一词的解释，可见他对日本文化的熟悉程度。
　　学会多角度分析
　　又如，陈寅恪在课上，先生问道：“你们认为对于李唐王朝衰亡的原因是什么？”陈寅恪思考了片刻，便作出了回答，他从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说：“首先，关中本位政策被破坏后，唐代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明显变化，以科举入仕的寒门庶族和以武力起家的边疆藩镇逐渐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形成两种对立的离心力。其次，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的经济依赖东南八道财税的供给，黄巢起义将东南区域的经济几乎全部破坏，又断绝了汴路、运河的交通，李唐政权遂土崩瓦解。”他的回答得到了老师的肯定，同时也赢得了满堂的喝彩。
　　读书严谨
　　陈寅恪从小就嗜书如命，坐拥书城，陶醉其中，浑然忘我，博涉兼采。读书认真谨慎，对经书的每一个字都求得真正的理解，颇具乾嘉学者治学的风韵。有一天，先生见到他正在为文章的意思而郁郁寡欢的时候，便来到他身边，说：“你怎么啦？”小陈寅恪看着先生，然后说：“先生，这篇文章我还没有真正理解！我正在思考呢。”先生又紧接着说：“可是这篇文章以你现在的资质这样已经够好了呀！何必还要这样如此？”小陈寅恪这时生气地对先生说：“先生，我们做学问应该是这样的，读书必先识字，以文字学为基点，从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方面精研儒家经典著作，这样才是可以的！”先生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并连连说：“好！！！”
　　课堂
　　“模仿秀”
　　陈寅恪在清华园设帐授徒，诲语谆谆，循循善诱，畅发学术神韵，传承文化圣火，桃李满天下，且行谊风范、教泽清芬、精神学养，在学子的心头竖起了无形的丰碑。清华园形成了陈寅恪热。有一次，陈寅恪的一个学生梁嘉彬模仿陈寅恪的举止姿态在执教杏坛，一个学生说道：“先生，你这是在模仿陈老吗？”他听后，说：“陈老是我的老师，我当然模仿他！”顿时，学生们都表示怀疑。日复一日，他养成了闭目授学的习惯，闭目时能讲出，口若悬河;睁目则心不贯注，词不达意。后来才听说陈师精通十余国语言，治学工具丰富，自己又大治数门外语，抱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决心，日夜苦读，不久就神经衰弱，常患心跳，才知道陈师天生异禀，自己天赋有限，东施效颦无益于学。
　　“就算只有一个人”
　　1939的秋天，陈寅恪讲授“隋唐史”与“佛经翻译文学”两门课程。此时课堂移至昆华中学南院的大殿，大殿门楣悬有“南天一柱”的匾额，听讲的人很少，正式的学生只有王永兴，前来旁听的有丁则良、王篯，已经毕业的翁同文，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邓广铭也是常客。空旷大殿中师生六人环绕而坐，显得静谧而又荒落。但是陈寅恪从不因听课的人不多而泄气，依然精心备课，用心讲授，倾吐着学术的光华，当然，也有学生问他“先生，听课的人如此的少，你要不不教了吧？”陈老顿时勃然大怒，说道：“讲授课程是我人生的必然，怎么可以因为学生的多少而改变，就是只有一个人，我也会倾吐学术的光华！”此时，学生们都投去尊敬的目光。
　　授课有方
　　陈寅恪体弱多病，盛夏衣棉，在昆明时，四季如春，然而每讲一节课，必深闭门窗以防风，然而从不轻易请假缺课。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因为学生们知道他每岁讲演必不与旧岁时重复，盖先生每年必出其研究之心得以授诸生。有时就不免有人问他：“先生，为什么只有你每次的课是不一样的？”先生说：“若若干年讲同样的，印而刊之可也，何必上课哉！”由此可以看出，陈寅恪是真正的人师。
　　融入贯通
　　时杭立武出面由中英庚款会出钱，在广西大学为陈寅恪设一讲座。于是陈寅恪就以清华大学教授的名义任教于广西大学，聘用期为一年，给法商学院政治系的学生讲授“唐代政治史”，在讲课时，由于结论独到新颖，不免有的学生有建议，便说“先生，你的结论‘新颖’！呀，可是有什么佐证吗？”陈寅恪听后，说：“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不就要这新颖的观点吗？如果结论都是陈旧的，那我们的研究还有意义吗？”说完，那位学生便思索了片刻，连忙点头。不仅在广西大学，就在后来的中山大学也是如此的教学，他共讲了五个专题即《五胡问题》、《清谈问题》、《魏晋南北朝读书方法之“合本事注”》、《南朝民族与文化》、《宇文泰及唐朝种族关系》。他每讲一个专题，每个专题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富有启发性，受到师生们的欢迎。
　　一个教书匠
　　陈寅恪回国后，再赴京华，继续在清华大学开帐授徒，同时兼任燕京大学研究院的导师。当时清华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雷海教授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曾委婉地劝他暂时不要再上课了，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搞一搞学术研究。察其原意，有把陈寅恪养起来的意思。确实，对于这位已经失明的教授，如何再在讲堂教书授课是个难题。可这个建议马上遭到陈寅恪的拒绝，他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是教书匠？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个月的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雷教授看到陈寅恪执意开课，只好同意他在历史系开一门课，并且让学生到陈寅恪家中上课，以免陈寅恪来回奔波。
　　备课---治学
　　在清华大学历史系，陈寅恪开设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同以往一样，虽然课程名称相同，但每次授课的内容都融入他的研究成果，补充新的见解，所以每开一次课，他都用进行精心准备。在开始备课的前几天，他就向王永兴和王篯两位弟子讲明本学期所要讲授的主要问题，然后指定授课要用的参考书。那一年，陈寅恪要王永兴读《资治通鉴》，指定他读哪一卷或从哪一年到哪一年，而且嘱咐他要读的慢一点，讲的清楚一些；读到一个段落，就叫他停下来，思索着，然后就提出来这一段里的问题和要注意的地方，并让他写在本子上。最后，陈寅恪总结综合，口述出来由他写下，就形成了讲课稿或者讲课的详细纲要。可以说，他的备课过程就是他治学的过程。他是把研究与教学完美结合并熔铸在一起的最成功的学者。
　　有用的材料
　　开列参考书目时，陈寅恪还常指明读书次第。有次他对学生说：“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以获得最低限度的常识。今日坊间教科书，以夏曾佑《中学历史教科书》列入大学丛书为最好......其余大学课本，也可参考，看了也可引起一些问题的注意但不能作为依据。有些内容辗转抄来，涉及到范围也是很有限的......所以说，课本只可供参考，不足为依据。”由此可以看出陈寅恪对当时的大学历史课本是很不满意的，认为不值得在大学讲堂讲授。
　　一天课上，学生们都郁郁寡欢，于是陈寅恪就问：“你们这是为何？”学生说：“先生，我们找不到有用的材料。”随后，陈寅恪笑笑说：“你们知道吗，小说、传奇一般不是史家注意的材料，但也是有用的材料，虽不具有个性史实，但具有通信真实，依然反映了时代的风貌，为人们了解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撰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择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证妄之失矣。”说完，学生们都似乎获益匪浅。
　　“三不讲”之说
　　陈寅恪治学从来不逐队随人，甘为牛后。反映在授课上，就有”三不讲”之说。1932年9月卞伯耕曾选修陈寅恪的晋至唐史课，课上陈寅恪说：“本课程属通史性质，也不能全讲。如果各方面都讲一点则类似高中性质，不宜于大学。每星期两小时，在听者或嫌其少，在讲者已恨其多。其原因有三：1、自己研究有限，自己没有研究过的，要讲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和见解(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这些，都见于记载，大家都能看到，不必在此重说一遍。2、有些问题确实值得讲的，但一时材料缺乏，也不能讲。3、以前已经讲过的也不愿意再重复。有这些原因，所以可讲的就少了。现在准备讲的是有新见解新解释的。”这是他一生授徒的风格。
　　一次课上，陈寅恪问学生：“你们知道诗史互证吗？到底哪些诗可以用来考证史实呢？是不是所有的诗都可以当作史料来对待？”学生们都讨论起来，于是陈寅恪又接着说：“当时识字的人都做诗，但可分为‘模拟’而‘创作’与‘模拟’两种。与历史有关的诗，一定不是‘模拟’而是‘创作’。但没有关系的诗，有时也有价值。唐诗七言的最多，因与音乐有关。现在中亚细亚的人唱的最多的是七言。翻译的是佛经，也是四句七言。可见七言与饮食、起居、交际，都很有关系。宋朝的词话是先有词，然后望名生义，做出一个故事来，完全不可靠。唐诗纪事是比较可靠的，对于历史是有用的，但不够。那里面有些是有名的，有些是无名的，无名的也不能忽略，例如讲天气之作，虽没有历史价值，但若要研究当时气候与现在的不同时，便有用处了。”“唐诗包括许多史料？1、因为高宗、武则天重词科、进士科。2、选取的人不限门第高低，阶层已扩大，诗中包括的史料，也就多了。”学生们听完之后，都恍然大悟。
　　师生关系密切
　　也许是国学院的弟子们对传统学问的追求与陈寅恪心头浓不可解的传统文化情结相结合，也许是陈寅恪的年龄与弟子们悬殊不大，陈寅恪对弟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曾多次邀请弟子们到他的家中做客。这天，陈守实来到家中，他们饮茶谈心，把酒论道，谈文学。看着陈寅恪拿着葡萄酒，于是他们都问：“先生，这是从哪儿来的？原名是什么？葡萄酒最早出现在何处？称什么？何时又传到何处........”一连串的问题一涌而出，先生高兴地为他们一一解答，而先生说的，他们都记在了小册子里，日久之后，积了不少小册子。我们在这里不难看出弟子们与陈寅恪的交往频繁而密切。

　　……

一、辜鸿铭先生
二、蔡元培先生
三、章太炎先生
四、张伯苓先生
五、王国维先生
六、李叔同先生
七、鲁迅先生
八、马叙伦先生
九、蒋梦麟先生
十、黄侃先生
十一、钱玄同先生
十二、梅贻琦先生
十三、陈寅恪先生
十四、刘半农先生
十五、陶行知先生
十六、胡适先生
十七、赵元任先生
十八、梁漱溟先生
十九、吴宓先生
二十、林语堂先生
二十一、金岳霖先生
二十二、钱穆先生
二十三、冯友兰先生
二十四、徐志摩先生
二十五、朱自清先生
二十六、老舍先生
二十七、闻一多先生
二十八、沈从文先生
二十九、梁实秋先生
三十、钱钟书先生
三十一、季羡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