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祸端
完成对整个疆域的政治集权之后，类似于赢政的统一货币、度量衡等经济集权政策，刘彻也进行了经济集权措施，并且更加富有成效，成功地实现了对社会财富的聚集。但是，经济集权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儒家宗法道德原则的综合作用下，也直接增强了官僚裙带利益集团的实力，从而成为土地兼并狂潮的极重要原因，为汉王朝甚至后世王朝的衰亡留下了巨大隐患。
1.“经济大一统”刘彻的文治武功都是需要花钱的，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他实行了一系列经济国有化政策，使社会财富集中到朝廷手中。当时商人已经成为了一个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阶层，刘彻采取“以商治商”的策略，任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孔仅和东郭咸阳等人管理国家财政，制定并实行经济国有化政策。
元狩四年（前119年）开始实行算缗，也就是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由于征收算缗是要求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自行申报财产，因此为了防止隐瞒财产的情况，又实行了告缗，也就是要求民间向朝廷揭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有意隐瞒财产和漏税的违法行为，规定揭发属实者，奖给所没收财产的一半。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也带来了工商业的兴盛，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由此占有了大量社会财富，算缗和告缗则强行收缴了一部分商业财富，以供给朝廷的巨大开支。
元狩六年（前117年），推行盐铁官营，将盐、铁私营工商业改由朝廷垄断经营，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和铁官经营管理盐铁，凡是私铸铁器或煮盐的都没收其货物，并处以重刑。自古盐铁就是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在汉武帝之前，我国一直是盐铁私营，又因为盐铁的重要作用，使得经营盐铁的商人成为巨额社会财富的拥有者，而盐铁官营则意味着将这一部分社会财富收归国有。但这一政策的推行颇费周折，因为盐铁商人已经掌握了大量财富，拥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刘彻先任命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这三个大商贾做理财的官员，与商贾争夺盐铁业，用刑罚和没收器物的手段来禁止私铸铁器和煮盐，又招歇业的盐铁商做盐铁官，换取盐铁商的合作。既而在出产铁的郡国设立铁官，全国共设铁官44位（一说50位），出产盐的地方设立盐官，全国共设盐官32位（一说36位），最终确定了盐铁官营制度。
元鼎四年（前113年），改革铸币制度，禁止私铸钱币，改由官铸，把铸币权收归朝廷。汉初时期，货币铸造自由，这就造成了货币轻重不一，无法实现等价交换的商业目的。这是国库亏空的一大原因。为了彻底整顿货币，刘彻采纳了历史上著名的理财专家桑弘羊的意见，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利，郡国把所铸的旧钱销毁，把铜送到中央，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三官负责铸造钱币，其所铸钱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即五铢钱。过去铸的一切钱币都被废除，只有五铢钱成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这次币制改革是成功的，它成功地使得官方货币成为了唯一的等价交换物品，增加了国库收入，稳定了市场和流通。
元封元年（前110年），建立均输、平准制度。
均输，即是对运输实行调控，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令各地用自己的土特产作为贡物，由工官制造运输工具运往京师。所谓平准，即是平抑物价。过去富商大贾掌握着物资，并借此操纵物价。刘彻命令在大司农下设平准官，平准官在京师掌控全国货物调配，价高时出售获利、价低时则收购囤积，以此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
实际上以国家经济实力掌控了市场。
刘彻通过经济集权，不仅从商贾手中夺取了盐铁等项丰厚的经济利润，也利用对市场的操控从全体国民手中搜得财富。原先散在民间的财富，就这样被以合法手段聚敛到了朝廷。刘彻的一系列文治武功即是依赖这样的经济“大一统”支撑的。
2.董仲舒的先见之明董仲舒虽然提出“大一统”，主张巩固中央集权，但他对刘彻的经济国有化政策和与此伴生的官员经商风气却大为不满。
董仲舒在他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说：上天对万物的赋予都有一定界限，长牙齿的动物就不让它长角，长着翅膀的动物就给它两只脚而不是四只脚。
这就是说，在某方面有优势的人就不能再追求其他方面的优势。古代的圣王治理天下时，要求食官禄者不得经营农业和商业，以免侵夺以农、商为生者的利益，造成百姓民不聊生。
或许董仲舒仅是从儒家的道德原则出发，而对朝廷和官员与民争利提出批评，但以他为代表的大量儒生的反对意见却被后来的历史情形证明是很有见地的。
刘彻的“经济大一统”政策，从商贾手中夺取了盐铁等项丰厚的经济利润，再加之他打击豪强的政策，原先掌握大量社会财富的商人阶层从上层的富商大贾到底层工商业者无异于经历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风暴。在经济国有化的冲击下，经过“优胜劣汰”而生存下来的商贾有很多是有政治权力的经商官员，而国家控制经济又进一步诱导了官员经商的风气。在中国古代的理财方式中，购置土地居于首要地位。官员在经商获利后又往往购置田产。
雪上加霜的是，尊儒在协调了人际关系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伦理道德，由此导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宗族发展模式。与官僚有同宗同族关系或姻亲关系者即使不能直接获得政治利益，也往往能够依靠裙带攫取经济利益。最终，官僚及与官僚有裙带关系的特殊阶层成为有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支撑的土地占有者，并且逐渐呈现出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的态势。这一特殊群体既有中央集权体制的政治权力保障，又有经济国有化政策的商业利益保障，成为土地兼并浪潮中难以抑制的中坚力量。
在随后的中国王朝更迭历史中，不断出现由于土地兼并导致朝廷赋税、人口流失与农民流离失所最终走上反抗道路的情形，这往往成为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西汉和东汉的衰亡是如此，此后历朝的衰亡大多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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