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兴办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的历史要上溯自1916年，这一年，在北京城内的基督教汇文大学和城外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依照在美国纽约的托事部议决“在北京创设基督教联合大学一所”的精神，实现了联合，并组建了新学校的校董会。1920年，华北协和神学院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并入了这所新的学校，学校设男、女两部，分设在北京东南角的盔甲厂和东城灯市口佟府夹道，两地的规模都不大，学生的人数也很少，水准也不过相当于专科的程度。
1918年12月，纽约托事部决定聘请司徒雷登为这所合并后的学校的校长。
1919年初，司徒来到了民国政府的首都北京，他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学校的“正名”问题。在司徒的建议下，董事会聘请了蔡元培、王宠惠、傅增湘、吴雷川、胡适等五位中国学者组成校名专门委员会，最终，由华籍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提议的“燕京大学”之名，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赞成。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还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这种教俗合作的精神，也体现了司徒作为教育家工作的一个特点。
司徒雷登说，他决定“用新的教育试验的办法，兴办一所教会大学。”鉴于燕大现有校舍的情况，他确定了建一个全新校园的计划。为此，司徒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行在北京西直门至西山之间，最后，在西郊的海淀，他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于是，司徒请山东齐鲁大学的哈利?鲁斯（Harry W Luce，路思义）做燕大副校长，专司赴美国筹款。最后，经过努力，他们得到了铝业大王霍尔的遗产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
建校工作，次第展开。司徒雷登说：“我喜欢在建筑上采用中式的外部结构，用现代的内部装修相结合的办法，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于是，司徒请了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为总建筑师。墨菲是中国教会大学“宫殿化”倾向的代表人物，后来被聘为国民政府建筑顾问。在主持燕大建筑设计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其“宫殿化”的定型作品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建筑设计。经过在北京的观察和研究，墨菲的燕大校园设计采用了中国宫殿形式建设教学大楼，采用中国庙宇形式建筑校门，移植了华表和石狮等中国建筑元素作为校园装饰，这种将西方的工程技术与中国的建筑形式完美结合的产物，是中西建筑之外特定的建筑语言，它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体西用”，是墨菲“宫殿化”建筑的艺术典范，也符合司徒雷登的文化观和哲学观。最终，贝公楼、穆楼、适楼等88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加上优美的环境区划，陆续完工推出。
1926年6月，司徒雷登50岁，“从头做起”的燕京大学迁至海淀新址。1929年10月，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从此，“临湖轩”、“未名湖”等这些与司徒雷登有关的名词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当然，燕大的中外合璧的优美环境及司徒中西一治的办学方针，也使一批各具才学的中外学者投身其下，著者有：刘廷芳、洪业、陆志韦、陈在新、赵紫宸、徐淑希、徐宝谦、许仕廉、周学章、黄子通、冯友兰、张星、李荣芳、吴文藻、雷洁琼、胡经甫、李汝祺、陈垣、吴雷川、周作人、郭绍虞、容庚、顾颉刚、张友渔、张东荪、顾随、郑振铎、钱穆、沈尹默、吴宓、俞平伯、朱自清、张尔田、邓之诚、萧公权、董璠、谢冰心、许地山、马鉴、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王钟翰、赵承信、孟昭英、刘承钊、严景耀、郑林庄、林耀华、侯仁之、陈观胜、高厚德（Howard Spilman Galt）、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韦尔巽（Stanley D. Wilson）、窦维廉（William. H. Adolph）、博爱理（Alice Middleton Broing）、吴路义（Louis E. Wolferz）、费宾闺臣（Alice B. Frame）、桑美德（Margaret B. Speer）、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夏仁德（Randolph Clothier Sailer）、林迈可（Michael Lindsay）、班维廉（William. Band）、范天祥（Biliss Mitchell Wiant）、谢迪克（Harold Shadick）、柯安喜（Anne. Cochran）、赖朴吾（Ralph Lapwood）、斯诺（Edgar Snow）、鸟居龙藏等。他们共同为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和“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的燕大理念而尽心尽力。其影响至今不衰。
四 实现了的梦想
司徒雷登认为燕京大学是自己实现了的梦想。
司徒说：“我的任务似乎包括四个方面：传播基督教；提高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增进同中国的关系，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开辟经费来源和筹办物资设备。”（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北京中译本，第61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作为教会办的私立大学，办学资金的筹集是决定学校发展和命运的核心问题。
经过司徒和他的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他们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至1937年止，各界捐款已达到25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霍尔（Hall）和洛克菲勒（Rockfeller）基金。
这样，也就有了我们看到的燕京大学的规模。
司徒雷登兴办燕京大学的年代，正是中华民国创立以后，“五四”运动爆发，“非基督教运动”兴起的时代，收回教育自主权是民国北京政府和其后的南京政府所坚持的原则立场。也是当时中国的时代要求。
司徒雷登的燕大和民国政府实行了对接，以后的事实证明，燕大抛弃了治外法权，先后向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立案，而中国政府对外国人在华办教育也抱着宽容的态度，准予立案为私立大学。这样，在中国教育格局上，就有了国立（含省立、市立）、私立（含教会）两种办学模式，多元的办学模式也带来了多元的教学方法，学校实行的是董事会下的教授治校制，学校为数极少的行政资源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术独立”是学校的基本办学理念。
对双方而言，这是一种双赢和软着陆，司徒也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实现自己的办学梦想了。
司徒的理想是将燕大办成一所中国大学，并“牢牢以中国生活为根基”，于是，他推动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华人基督徒吴雷川和陆志韦先后担任了燕大的校长，改组学校董事会并增加其中的华人比例（抗战胜利以后组建的新一轮董事会全部由华人组成）。神学院改组为研究性质的宗教学院，学生实行信教与否自由，组织以“既无信条，亦无教规，注重内心，不重典仪”的基督教团契，教师自由讲授，不受行政干扰，起用和善待中国教师，中外教师均等待遇。提升传统的自然科学和英文课程水准，创办新专业（比如说，创建了中国乃至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学系”）。开设新学科以及专业重组（比如，司徒说，战后他拟在燕大文、理、法三个学院外，创办立足于美国最新科技的工学院，后来，就有了工学院的雏形工科学程，简称I.T.P），采用选课制与学分制等。
司徒以“推动汉学研究”计划实现了学校的“中国化”与“国际化”对接，表现形式就是至今尤存在于美国哈佛大学内的“哈佛燕京学社”，通过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合作，促进了中国文化与汉学研究，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目光的人才。
我们从燕大1919年至1951年的优秀肄业生中，就可发现傅泾波、熊佛西、瞿世英、张鸿钧、凌叔华、李安宅、徐英、焦菊隐、房兆楹、杜联喆、李霁野、白寿彝、萧乾、褚圣麟、费孝通、瞿同祖、叶笃义、袁家骝、顾廷龙、龚普生、赵宗复、陈翰伯、陈梦家、赵萝蕤、黄华、张鄂联、龚澎、韩素音、王钟翰、王世襄、张芝联、吴青、戴文赛、何炳棣、黄宗江、周汝昌、吴小如、凌青、唐振常、周南、资中筠、林孟熹、叶祖孚、齐宗华、洪君彦等人的名字。
其中，傅泾波（1900—1988）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顾问，与司徒雷登“情同父子”。他的一生是和司徒雷登相伴的历史。熊佛西（1900—1965）是著名的戏剧家，剧本《赛金花》可说是他的成名之作，1949年后任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院长。张鸿钧（1901—1972）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被选为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与社会福利事业。凌叔华（1900—1990）为著名文学家兼艺术家，陈西滢之妻。李安宅（1900—1985）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是开创中国藏学研究先河的学者。徐英（1902—1994）是国民党元老、清末翰林徐谦的女儿，曾任燕京大学校友会秘书、燕京大学美国校友会秘书，为中美两国交流作出了贡献。焦菊隐（1905—1975）是著名戏剧导演、教育家，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话剧《蔡文姬》《关汉卿》等均为其执导。房兆楹（1908—1985）与杜联喆（1902—1994）是一对伉俪，编译了《清代中国名人辞典》和《明代中国名人大辞典》，为西方人研究明清两代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由此双双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一时传为佳话。陈梦家（1911—1966）与赵萝蕤（1912—1998）又是一对伉俪。陈梦家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还是“新月派”著名的诗人；赵萝蕤是浙江杭州人，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长女，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专家。瞿同祖（1910-2008），是晚清军机大臣瞿鸿??之孙，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妻赵曾玖、从弟瞿强立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瞿同祖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等有影响的学术著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袁家骝（1912-2003）是袁世凯的孙子，世界著名美籍物理学家，妻吴健雄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顾廷龙（1904—1998）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他主持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中国古籍目录史上的经典之作。张芝联（1918-2008）是著名教育家、藏书家，前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之子，为中国世界史专家，是中国第一部《法国通史》的主编。资中筠出身名门，是著名的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专家，旁涉中西历史文化，又是“感时忧世”的公共知识分子。代表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政策的起源与发展，1945-1950》、《资中筠自选集》等。林孟熹（1928-2006）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晚年所撰《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被认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历史资料价值。
基督徒司徒之燕大，后来为无神论者胡适感慨不已。胡适认为司徒在北京这个中国的学术中心，在已经奠定了学术地位的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之中，克服种种困难，使其燕大之梦能够实现靠的是“从无到有制定的完整计划和有完善的中国文化部门，并达到纯粹中国学术机构所具有的最高水准”。（参见胡适：《司徒雷登回忆录：旅华五十年记》导言，李宜培、潘焕昆合译，台北大华晚报社1954年版）
因此，司徒雷登之于燕大，就好比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开，他们的成功实践，见证了那个时代中国教育制度的成功。
五 传教士外交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司徒雷登又一次来到美国，为战后的燕大筹募基金。回到中国后，在一次与蒋介石夫妇的会见中，蒋建议他去见一见时在华调停国共政争的马歇尔，蒋的原意是想借司徒之口，来增进马氏对自己的信任，但无意中却促成了马歇尔寻找一个“中国通”担任驻华大使以协助自己完成赴华使命的设想。尽管出身美军驻华第十五步兵团且任执行官的马氏自己也自命为是“中国通”。
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以马歇尔推荐并经杜鲁门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接替自1945年11月即已辞职的前任大使赫尔利。
马歇尔之所以推荐司徒出任大使，是认为司徒在中国“是最受敬重的外国人，他个人过去五十年间在此的言行举止表现，在西方世界已可算是最完美的典范，此间国共两党人士都信赖他，景仰他”。
但是，马歇尔其实不知道司徒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担任他所不熟悉的外交官职务。司徒拿自己和好友胡适作了比较，胡适在做了多年驻美大使后，此时已经返回中国北平，担任了北大校长。而司徒认为自己“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引者注：指北平）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适博士所避开了的。”
燕大管理委员会拒绝了司徒请辞校务长的报告，只是同意他以请长假的方式离任。
上任之初，司徒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马歇尔调停国共争持，为此，他提出了一套“中美苏和平”的方案。按照司徒的设想，中国应维护抗战期间与美苏两国建立的良好关系，中国应学习美国的民主政治及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美苏关系应是一种互相依存的三角关系。而在这种关系的背景之下，中国内部的国共两大政党应成立联合政府。
司徒雷登认为，从国民党的实践来看，一党制应该摒弃，要广泛地讲民主，给老百姓以做人的权利，中国的未来之路在于寻求中间道路避免走极端。他说，这是自己对未来中国所抱的梦想。
所以，在民国第二次宪政运动之中，作为大使的司徒，要和中华民国新宪法草案的起草人张君劢就“宪草”进行逐条讨论，以使其符合宪政民主的原则，并对制宪国民大会通过这部体现“三权分立”原则的新宪法表示支持。
然而，司徒上述充满理想主义的梦想，后来却并没有到来。
半年以后，国共内战爆发，马歇尔离华，旋出任国务卿。马氏仍想借重司徒在华的人脉，因此，司徒得以留任大使。而此时国际国内的态势已演变成为美苏冷战和国共热战。司徒的立场也从国共联合政府的设计上转变，他主张美国应支持国民政府，美国的援助是解决中国内政的关键。他对那些主张“让中国人自作自受”的美国人士予以抨击，而其实，所谓“自作自受”的代表人物恰恰是马歇尔本人。
随着国共内战国民党方面的颓势，司徒开始对老朋友蒋介石失去信心，他批评蒋坚持独裁，“是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国家”。他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也日趋式微。在大使馆，除了傅泾波，他与使馆中的职业外交官们亦日渐离心离德。作为大使，他后来自己也承认，自己是“言多必失”。
司徒将他的视野转向了中国反蒋的人士，包括刚刚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蔡廷锴，副总统李宗仁，桂系将领白崇禧等，他希望他们联合起来，与中共谈判并组成全国联合政府。
同期，中共领导了全国性的“反美扶日”运动，国民党开始了北平“八?一九”大搜捕。而司徒对包括燕大学生在内的中国青年学生激烈的反美态度表示不理解，他对一些燕大学生说：“美国已给了中国数以亿计的财务支援，而俄国却窃走了数以亿计的财物，美国从未占领中国一寸领土，而俄国却违约背信，强行占领了大连、旅顺。美国慷慨救济，俄国却是一毛不拔。可是，为什么大家还这么迁怒于美国？”可是，司徒这种以传教士的执着和理想来处理中美事务的说辞并未被这些受“第二条战线”影响的学生们所接受，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到 “沈崇案”，似乎已经说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国学生运动主基调。
1948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揭晓，民主党的杜鲁门连任总统，政治立场偏向于民主党的司徒再次留任大使。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不介入国共内战，“等待尘埃落定”。这是美国官方直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对华既定战略。而司徒却仍然坚持自己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已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而不能自拔。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司徒支持李的政府。不久，解放军渡江，司徒坐镇南京，希望藉过去的影响，与中共建立联系。从5月到6月，他与昔日的燕大学生，今日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进行了接触，又通过民革和民盟的陈铭枢、罗隆基、张东荪等人向中共转达了他个人对中美关系的立场。然而，这种直接和间接的接触，在战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注定是不会产生结果的。很快，中共就宣布了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的政治态度。8月2日，司徒黯然离开了南京，从而结束了他在中国五十多年的生涯。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叙述了百年以来，尤其是1944年至1949年间的美中关系，其中对“民主个人主义者”（这里主要是指以罗隆基、张东荪为代表的某些人）的支持性表态，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愤慨，旋对之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其中8月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这是毛亲自撰写的评论白皮书的五篇文章之一），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描述了司徒“离华时的尴尬和无奈”（郝平语）。
燕京大学，是司徒实现了的梦想，而理想与现实存在巨大差异的大使生涯，却使他成为一个失败的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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