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初，定孝陵祭祀制度为每岁正旦、孟冬（十月）、忌辰（已故帝后的死日）、圣节（在位帝王的生日）行香；清明、中元（七月十五日）、冬至祭祀，由勋旧大臣行礼，文武官陪祀。天寿山诸陵的祭祀，基本沿用建文初年所定孝陵祭祀制度。《大明会典，礼部·陵坟等祀》载：“凡清明、中元、冬至太牢致祭，遣官行礼，文武衙门堂上官各一员、属官各一员，分诣陪祭；忌辰及圣旦、正旦、孟冬亦遣官行礼，止用香、烛、酒、果，无帛，各衙门官不陪祭。”此外，国有大事，如修建陵寝、帝王登极等均有遣祭之举。
嘉靖年间，明世宗对陵庙祭祀制度改革，天寿山诸陵祭祀的节序又发生了变化。（（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二记，嘉靖十四年（1535年）二月，明世宗朱厚熄召礼部尚书夏言于文华殿，提出“清明节既遣官上陵行礼，内殿复有祭祀，似涉烦复”，命从礼制的角度加以解释说明。数日后夏言回奏说：“祭祀之典有礼有义。祭不欲疏，疏则怠；祭不欲数，数则烦。不疏不烦，协礼与义，事神之道尽矣。我朝祀典之在宗庙，为有司所掌者如特享、时享、袷祭、稀祭，俱经皇上稽古定制，足应经义，可为世法。惟是上陵礼仪及奉先殿一应祭祀，多沿前代故事，况掌在内庭，容有礼官所未及知者。比蒙圣谕所及.臣窃加讨论，于陵祀一节诚有可议。国家上陵之祀，每岁凡三，清明、中元、冬至是也。夫中元系是俗节，事本不经；往因郊祀在正首，故冬至有上陵之礼，盖重一气之始，用伸报本之义云耳。今皇上光复郊典，于冬至即行大报配天之礼，则追报本始于郊裎为重，而陵祀为轻；况有事南郊之日，乃辍陪祀臣僚远去山陵，恐于尊祖配天之诚若有所分。臣愚以为，冬至上陵时可罢免，而中元陵祀遣官之礼可移于霜降之日举行，惟是清明节上陵如旧。盖清明礼行于春，即《礼经》所谓‘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有怵惕之心’者也；霜降礼行于秋节，所谓‘霜露既降，君子履之有慎怆之心’者也。夫雨露之濡，霜露之降，草木实先被之，于是有陵墓之思，义斯切耳。”于是，世宗命天寿山的上陵祭祀，春以清明、秋以霜降遣官行礼，各衙门官陪祭；中元、冬至二节仍遣官行礼，但各衙门官不陪祭。从此，天寿山陵园的大祭每年有四次之多。
嘉靖十五年（1536年）九月，因“孟冬庙享移于立冬”，于是，世宗又认为“孟冬朔之陵祭未免烦渎”，命“其已之，著为令”。
此后，天寿山陵园每年的小祭由四次减为三次。每年的陵祭合称为“四大祭三小祭”。
在上述各节中，正旦为一年之首，也是极为重要的节日，但却没有列入大祭之典。考其原因当如万历十四年（1586年）七月礼部在题复太常卿裴应章时所解释的那样：“元旦即岁除之次日也。先是九陵帝后已袷祭于庙矣，旬日且复有孟春之享，故元旦之祭在陵殿止用果酒者，非俭也，礼也。”
以上所述为明代帝陵祭祀的节序变化。其遣官祭祀的仪程及具体礼仪情况如下：
祭前十日，由太常寺题本请旨遣官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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