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波，为新浪网历史频道主编、著名媒体人，曾策划并撰写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系列专题，受聘于重庆大学，致力研究中国近代史，著有《辛亥百年：100个人在1911》等。

　　在新的时期，希望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政治，希望有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这些事情。我们原来写历史不是这样的，经常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容易写极端的口号。自己如果真的在其位、谋其政，你觉得有很多极端的口号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自己只能在现实中艰难地从事一些协商、谈判、妥协、坚持的工作，这一套需要全国上上下下有一种善意和诚信，还要有巨大的政治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陆建德教授

　　宋教仁遇刺案在中国政治史上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宋教仁所走得这条使中国通往文明的、富裕的、民主的、法制的、宪政的、人民自由的路中断了，中国开始走上了军阀政治的路，军阀政治完全失败以后，又走上了国民党所谓的“党治”的路。这便是宋教仁遇刺和中国政治的联系。宋教仁虽然失败了，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历史一定要有最初的先驱者，没有先驱者就没有后来者。这个先驱者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昭示了我们将来历史的大趋势，我们终将要走宋教仁提倡的民主、宪政的路。袁世凯虽然暂时胜利了，但他走得这条路，却可能是中国两千年以来专制政治的回光返照或者只是专制政治的余波而已。
　　——首都师范大学 迟云飞教授

　　1912年，革命党人在将政权交付给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之时，似乎同时设下了一个政治圈套——《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洋集团似乎受制于“临时约法”，无所作为。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似乎“和平”的1912年来临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年仅4月至8月之间，内个就换了三届。根本原因，恰在于政治力量的不平衡。这一年八月，孙中山与黄兴北上，与袁世凯达成同时，赵秉钧内阁总算能安稳出台。宋教仁于是集中精力于年代的国会大选，试图通过胜选控制国会，进而组阁。
　　1912年年底与次年年初选情，如宋教仁所期待，国民党大胜。政治的天平似乎在向国民党一方倾斜。恰在1913年年初宋教仁北上之际，宋遇刺于上海沪宁车站。
　　民国的政治，从此开始塌方了。
　　第一共和国创立，以共和民主制为其国体形式，临时约法在总纲领部分载明“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与之相配合的是议会政治，“临时约法”总纲部分同时阐明，“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临时参议院，是议会（国会）的初级形式，是迫于形势不得已的临时方案。临时约法同时规定，将在约法颁布之后的半年内实施国会选举，国会选举完成之后，即由国会行使参议院之职权，后者即自行解散。
　　久议不决的总统制与内阁制，是共和政治的两翼。依照临时约法，民初政治，实行内阁制。内阁对议会（参议院）负责，议会享有立法权，从而使得议会在立法权之外又间接获得了施政权。临时约法虽仿效法国第三共和国体制，在对国家元首（总统）的限制上，却远远更甚，约法关涉总统条款，几乎全在限制总统之权，凡总统之政令事务，处处需要国务员之副署。按照临时约法，国家元首（总统）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首脑。
　　以临时约法确立的政治原则来展开民国的政治，那么，在议会内部为获得政权而展开的政党斗争，就成为了可能。以政党选举获胜，夺取议会议员中的多数，那么，就有权组成政党内阁，实践其政治抱负。
　　在“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之后，通过议会斗争获得政权，这是民初议会政治为宋教仁等革命者提供的条件。同样，在议会斗争中，不仅宋教仁可以大展手脚，其他政治力量，也有机会获得政权。
　　议会—内阁制度出台，使得民初政治的走上了政党竞争的道路。在议会中占有多数议席，其政党（或联合政党）首脑即可组阁。从而使得在议会政治中展开政治抱负的第一步，即是政党问题。无论对于宋教仁也好，还是章炳麟亦或梁启超也好，要在民初政治格局中脱颖而出，就必须组织有力量、具有号召力的大政党。那么，如何组建具有号召力、能够在政治斗争中团结一致的大政党，就摆在了民初一大批政治参与者的面前。
　　中国现代政治体系产生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制度移植。无论是国会、政党还是内阁，在民初的政治实践中，这些新事物与中国本土的产物，具有很大的区别。这是自戊戌以来十余年间不断对西方制度进行学习、研究以及引介的结果。这一制度移植的过程，本身也表明了现代中国（第一共和国）的创建，它不仅仅是一个内部政治问题（排满革命、驱除鞑虏），同样也是一个应对现代西方政治（创立中华民国）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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