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人物都没有的起义】
历史是这样记载发生的一切的：
10月10日晚7时，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二排哨长（排长）陶启胜查夜，看见棚正目（班长）金兆龙抱枪仰卧，就厉声问道：‘干什么？想造反？’金兆龙对陶排长不满，对骂道：‘造反就造反！’并和陶启胜扭打起来。士兵程正瀛过来帮金兆龙，举枪将陶击毙，前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先后赶来弹压，相继被程正瀛击毙。军营大乱。这时第八营正目（班长）共进会总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正式宣布起义，向楚望台进发。
——武昌首义第一枪，百年自此辛亥始。
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
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我无意在这一晚上花费过多笔墨，因为这一晚过于偶然、过于巧合。
巧合到无论是当时、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相信不会有太多人很重视那一晚。
这一晚，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他半年前到此筹款，至今还未有眉目。10天前有人给他发了封密电告知“新军将有异动”。但“无厘头”的是，他忘了这回事，密电还在箱底压着。
这一晚，袁世凯刚刚庆祝完自己的生日，正在河南安阳一村中优哉游哉地度日。此刻，封妻荫子，富贵人生。
这一晚，对远在湖南乡村的还处于青春期的毛泽东，毫无意义——事实上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这个闭塞的乡下，还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这一晚，对蒋介石来说也莫名其妙。不过数日之后，据说他给母亲留下一张照片，然后作为敢死队，在杭州猛攻浙江巡抚衙门，活捉浙江巡抚曾韫——此事真假有待考证——当然在这一晚，我相信他最有可能做的事情是——闲逛。
这一晚发生的一切，是从几十年来的一切积累而来的，而这一晚之后发生的一切，是由一群正在往这里赶来的人主宰的。
这些在这里可能只会出现一次的名字——焦达峰、孙武、瑞澄——将统统让位于正在向这里赶来的和那些正在远处观望这里的人。
真正的大人物，主导乾坤、引领历史的大人物，马上就要出场。其中的每一个都值得我们研究一辈子，盖起一座雄壮伟岸的博物馆。人生壮烈如此，不枉丈夫此生。
我总是执著地相信，无论这世界黑暗微光到多么极致，也总有些伟大的心灵，让那些平凡庸俗、莫名其妙、装腔作势、循规蹈矩和那些嘈杂无聊，统统被纯净的、若无其事的勇气所战栗而瑟瑟发抖。所有既定的规则将让位于这些人生，所有划定的界限将自破于这些勇气。
最令人景仰的乃是无求无欲的勇气，唯正义与真理是求。
2007年苹果新产品发布会，乔布斯平淡而自信地形容新产品iPhone：
IPhone will re-invent the phone（iPhone将重新发明电话）。
几年过去了，iPhone不但重新发明了电话，甚至再一次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方式——移动的生活方式。
乔布斯说：
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不要轻易浪费它，不能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不要被一些条条框框所限制；不要按照别人的想法来生活；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淹没了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有时候，你的内心和直觉已经知道了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遵从你的内心和直觉，除了你的内心和直觉，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所有看客的嘲弄，比不上历史的证明。破冰之勇，勇无可勇。
人类总是群星闪耀。乔布斯一样的伟大人物向来不断降临在这颗星球是我们的万幸。
这便是伟大人物的通性——他们愿意做、而且执著去做别人不想做、无法想做的事。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小白的生活再也不会平静，武昌之后，天下再无宁日。
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名叫黄兴。
【13天，从“乱臣贼子”变成“民主斗士”】
你不可否认，宗教信仰有时候确实会管用——虽然很多情况下只是你一厢情愿觉得管用罢了。
孙帝象祷告了整整一天，神没有显灵。
孙文祷告了整整第二天，神还没有显灵；孙中山后来说，当时没有疯掉，都是多亏了祷告。“赖有此矣”。
孙先生祷告了整整第三天，神依旧没有显灵。
孙先生祷告了整整第五天，神——没有显灵。
神啊，救救我们的孙先生吧！
我们中学时期写作文经常用过的那段，如果你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刻的孙先生，已经孤独地在阴暗角落祈祷超过六天了。
第七天，当清晨的阳光从窗户缝隙缓缓划过孙文兄的脸庞，俊朗的倩影映在囚牢中阴暗的墙上，孙中山缓缓起身。
据史载，此刻的孙中山忽然心中澄澈，别无所欲——“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他终于停止了祷告，开始打量眼前的形势。此时他能接触的人只有两个——一个使馆管家，叫柯尔；另一个打杂的人，姓名没有记载。
——这个柯尔，也是基督徒。
事情到了这一步，发展起来就极为顺畅了。孙中山在牢房里祷告六天的情景，柯尔完全看在眼里。他素来就对清朝那些驻外使馆人员没有什么好感。而孙文，显然不一样。
使馆内的人对柯尔说，现在关着的，是一个罪大恶极之人。一个如此虔诚笃信上帝的人，怎么会是一个罪大恶极、无恶不作之人？比起那些使馆人员，在柯尔眼里，这个人必然更可爱。
这就叫因缘际会。
第二天早晨，他对仆役说明自己是基督徒，恳请看在大家共同皈依上帝的份上，帮他这个忙。具体的恳求过程就不赘述了，无非是开头经过高潮结尾，最后，柯尔被感动了。
柯尔答应他转交一份求救字条给康德黎夫妇。
我们可以相信，在柯尔点头的这一刻，孙中山的心中是怎样陡然一喜，陡然一惊，陡然一撇见到上帝之光。这是神的力量啊！
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孙中山杰出的口才。
革命者或革命家，要有鼓动人心之力量，则不可不由卓越非常之口才。对于孙中山的口才，历来都认为极其出色，尤其是多年积累的演讲经验，让他早就深谙说服之道。现存的不少孙中山讲稿和音频，都可佐证。
有一次在吉隆坡演讲，讲到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孙中山说：“什么样的国家才能成为民国呢？就是国家为人民所共有，国家之事由人民共同办理，不能由少数人甚至一家所得而私。”
然后，孙中山继续说：“国家好比一家大公司，人民都是古董，政府的官吏就像公司雇佣的职员，公司的事情应该听命于股东；国家之事亦如此，应该听命于人民，不能由一个人、一家人专制。”
这种讲法，今天也时常被引用。如此一讲，深入浅出，听众大多表示理解。这是正式的演讲场合。而在私下的会谈之中，孙中山说服别人的能力亦令人惊叹。
大才子章士钊曾经回忆说：“我每次去看孙文，未进他的门以前，觉得他是不对的；可是见了面听他讲话时，又觉得他头头是道，确有道理；等到走出来以后，又觉得他还是错的。”
这真正是无敌了！如果你想驳倒孙中山，必要下一番苦工夫搜集各种资料并揣摩对方心思，但当你和他真正开始论战时，却又发现你们根本不是一个等级。你所言的种种皆是他所知的部分，他所言的一切却是你未曾探寻过的世界，最后，只有折服。遇到这样的对手，不要与他争辩，虚心向他学习吧。
当时的大使馆还有一个英国籍的管家贺维夫人，同样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她给孙中山看过房间，感觉不是坏人。在17日夜也送出匿名信给康德黎，告知他“如不急起营救，必将罹难”。
康德黎夫妇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马上给英国政府写信，还通知了媒体。
很快，英国首相——注意，是首相！——勒令中国使馆释放孙中山，否则把驻英国大使龚照媛及一部分外交官驱逐出境。
孙中山被囚事件，一时成为国际焦点，大街小道，各种消息风传。
于是，10月23日，禁闭13天的孙中山被康德黎博士、苏格兰场总督察乔福斯、一名英国外交部官员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内接走。
孙中山出狱的这一刻，几乎是风风光光，英雄一般的出狱。如果你看过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曼德拉出狱的录像你就会明白，民众对于与政权抗争的人物，不管了解还是不了解，都满怀热忱——这大概源于人类本质的反抗精神，本身没有勇气和能力去践行，于是对于这些特殊任务的执行者寄予某种特殊的狂热。
所以13天前几乎还默默无闻的孙中山，被关在大使馆13天后，不但毫发无损，而且地位骤然提高。在众人眼中，这是一个：正义的代言人、反抗的实践者、不屈不挠的革命家。
中国队长，诞生了。
这件事对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几乎是一个转折点，从此孙中山声名大振。这个被清廷通缉、不惜重金船运回国、被众多革命志士营救，最后在英国首相的批示下，以驱逐中国驻英国大使的条件风光送出的人，在海外华人中几乎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
孙中山出狱后不久，还将这半个月的经历详细记录，写成英文版《伦敦蒙难记》。这是孙先生第一本代表作，在当地外国人、华人中广为流传，同时也是他宣传自己革命主张的著作。
有时候你不得不说，人生有很多未知，十几天前还穷途末路的乱臣贼子，十几天后就成为蜚声国际的民主斗士，万人敬仰。后世很多人表示，孙中山在历史上的作为，象征性大于实际性。这一看法，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孙中山看来，这就是传说中神的力量。
当他后来想到获救的一切时写道：
“知祈祷之诚，果能上达于天，而上帝固加呵护也”。
他还写信给香港的教会区凤墀长老，表示自己像浪子回家，亡羊复活，都是蒙受天父的恩德，还请先生多多指教。
可以理解，经此一劫，有此际遇，孙中山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比价更加坚定。据介绍，孙中山在临死时，专门要求按照基督教的葬礼安排自己。他让出大总统的位置，据说也和他的信仰有关。
但，此时此刻，这个人由此走上了国际舞台，引起了各方势力广泛注意——引起的，不单单是革命者的注意。
【孙中山很清楚，不能让位给袁世凯】
公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虽然在此后，这个国家仍然既不民主，也非共和。在这个南京临时政府中，孙中山全权掌握军政大权，下设9位国务委员：
陆军总长，黄兴。
海军总长，黄钟英。
外交总长，王宠慧。
司法总长，伍廷芳。
财政总长，陈锦涛。
内务总长，陈德全。
教育总长，蔡元培。
实业总长，张謇。
交通总长，汤寿潜。
9名总长中只有陆军，外交，教育总长由同盟会员担任，其他6人由立宪派和旧官僚充任。
孙中山采用“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直接任命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次长多为青年革命党人。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黄兴兼任参谋总长。同时，有立法权的临时参议院的43人中，同盟会占34席，同情革命的绅士1人，立宪派8人，旧官僚，没有席位。
上午，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头戴红边军帽，身穿黄褐色军服，在同盟会员及上海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神采奕奕地来到上海火车站。
上午11点，火车拉响汽笛，孙中山一行人登上前往南京的专列。
下午5点，总统专列抵达南京的下关车站，在革命军鸣响21响礼炮后，孙中山登上彩绸花车。
在沿途骑兵的护卫下，一行人前往临时大总统府，出席就职典礼。临时大总统府也就直接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府。
当晚10点，临时大总统府里各界人士济济一堂，就职典礼在一阵雄壮的军乐声中开始。
首先，由独立各省代表会的临时议长宣布选举结果；随后，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誓就职。
誓词如下：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
没错，这是新年的第一天——但是是阳历——而阳历正是在这一天才开始启用。所以不要认为人们会在这一天庆祝新年，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的。
事实上，春节这个名称也是袁世凯开始定下的。民国建成后，有人建议他将农历的除夕、端午、重阳、冬至分别定位法定节日，分别取名为春节、夏节、秋节、冬节。后来，考虑到五族共和时期把汉族传统节日都定为全国节日，有失公允，所以只采取了春节。
今天，我们又一种看法，认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统一了南方独立各省，而日后南北和谈后成立的以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北洋政府，才是南北统一后的第一个政府。即，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北方的大清政府，重新组建了我们现在称为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政府。
暂且不论南京临时政府是不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府，至少，对于当时的无数革命党人来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无疑是魂牵梦绕的一天。
“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
“谨以此，誓于国民。”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致电袁世凯：虽暂代，然虚位以待。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但就任总统后，最重要之事——无论对清朝还是民国，都是财政。革命还是反革命谁最终会取胜，在这个关头，钱够不够用，至关重要。甚至有一种说法，孙中山之所以能受到支持当选大总统，因为大家都相信那个传言——他带了大笔资金归来——虽然实际上没有，孙中山本人也没有承认过携带了资金归来。但越是这样，大家越是相信。更何况，当时的孙中山是从海外归来的，花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大劲，游说各国政府归来，能没带钱回来吗？没带钱好意思回来吗？
——还真是，一分钱没带回来的。
一天晚上，黄兴会见孙中山。
孙中山正在看报纸，黄兴开门见山问：逸仙向外国借款的事，准备的如何了？
孙中山闻讯，心里咯噔一下。他放下报纸，缓缓地说：外国人跟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党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就可以同中国革命党政府商谈借款。
黄兴说：嗯。
孙中山说：嗯。
黄兴：然后？
孙中山：我就职以后，向他们要求借款，并已电催了几次，昨天还发电催问，请他们实践诺言。
黄兴：嗯。
孙中山：嗯。
黄兴：然后呢？
孙中山：但是今天是星期六，不办公啊！
黄兴：……
孙中山：嗯。
黄兴：那明天吧。
孙中山：明天是星期天啊！也不办公啊！这样吧，复电后天才有可能来，到时候我再告诉你。
黄兴：……嗯。
史载，黄兴当晚从孙中山处走出，默默无言，仰望星辰，叹息不已，从此再没有向孙中山询问过借款之事。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发布的宣言书中就提出了“财政之统一”，然而实际操作之时却发现事情没有想得那么简单，原先所说的“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于理财学理，而犹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实行起来，是如此困难。
姑且看一看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
列强控制海关税收——那个关税并不独立自主的时代，国家重要财政来源，几乎天然地被外国政府垄断了；独立各省无力供奉——每一个独立政府都需要资金运作，自己尚且根基不稳，如何顾得了中央；各种征募所得无几——中国本是穷国，老百姓没有多少钱，况且素无公德，征募这样的事，向来靠不住；发行内债收效甚微——一个新成立的、随时有可能玩完的临时政府，怎么会有信誉发国债呢？筹措外债多无着落——包括轮船招商局借款、汉冶萍公司借款，最为人诟病的是，满洲租借案。
这件事一直被极力诋毁孙中山者挂在嘴边。
1912年2月3日，日本三井物产上海支店职员森恪访问孙中山——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日本间谍。森恪转达了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的主张：满洲（东三省）难以依靠中国政府一方力量保全，与其如此，不如将满洲交与日本，“作为其代价以取得日本的特种援助以完成革命大事”。
换句话说就是，割地换钱，为革命丧失国土。
幸运的是，这件事没有办成——而且在起义、动机、经过、结果上，有多处质疑点，至今尚未完全理清，再加上日方声称此事乃是“密约”，至于实际情形，无人知晓。往好了想，也许孙中山是姑且幽日本人一默——东三省本即不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控制之下，定此密约，实则无力履行；而得到现款，乃是实在可见的实惠。
往坏了想——我们还是不要往坏了想了。
总之，财政之艰，可窥一斑。流无可节，源无可开，内忧外患，正是此时。
而外交方面，如果不给列强好处，怎么会支持这个革命政权呢？
临时政府在外交上的种种努力，也基本归于失败。
1912年1月11、17、19日，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连续向世界主要国家发出照会：
“民国政府已稳固成立，为求有助于我们同外国的往来，并更好地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早日承认将是得策的。”
照会的结果，是没有结果。
这是可以理解的，瞧瞧利比亚反对派政府成立多久以后才受到承认吧。
1月11日，孙中山致电法国政府，因为法国和中华民国一样，是完全的无君主民主共和国——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有君主的。
2月3日，黎元洪派专使访问日本驻汉口领事，因为“基于两国以往之睦邻邦交”。
2月8日，外交总长王宠惠会见美国国务院代表。
外国人的态度很一致：知道了，哦。
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回答，莫过于“哦”了。
最不厚道的是日本，在2月21日竟然集结各列强，搞出一份备忘录，号召各国政府“应在此时先就有关承认之各项问题加以慎重考虑”并提出两项建议：
各国宣布承认中华民国的先决条件是，新政府明确承认各外国在中国的一切权利、特权、豁免权。
各国政府应完全保持统一步调，共进共退。
真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啊！
各国政府纷纷表示，日本提出的这份备忘录是一份有着战略意义的备忘录。
临时政府成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竟然是：团结问题。
同盟会，本就是极为松散的组织，一如它的名字，是诸多小团体合并而来。之前的来历，革命党、黑社会、文人、武将，应有尽有，成分不比梁山泊好汉复杂，却没有梁山泊好汉团结，就连那个首届内阁名单，也是不得已商榷的结果。
同盟，只是形式上的，其实是彼此暗怀心志、各有企图。革命尚未成功，争名夺利就已暗战不断：中央与地方，武汉与南京，甚至孙中山与宋教仁，都往往不能一致。思想涣散、妥协纷争，让孙中山颇感头痛。
其实这种情况，说不正常确实不正常，说正常，也很正常。武昌方面和上海一贯有隙，临时政府的安排，除了由孙中山提出黎元洪担任了临时副总统外，其余的职位几乎没有任何武昌方面的人出任。武昌首领孙武对此颇为不满，甚至打出“拥黎、联袁、拒孙”的口号，最终引发黎元洪大开杀戒。
这些人之所谓革命，就是革掉清朝，自命天子——把皇帝更名为总统，目标即可实现，至于更深更远的境界，并非他们世界中的产物。
胡汉民在这一阶段曾对黄兴说：孙先生这几天最关心的是党的内部团结问题。
这样的结果，不得不说孙中山是有责任的。同盟会创办之时，便没有对其入会者有任何限制。文人志士可也，小偷强盗亦可，鱼龙混杂，成分繁复，连土匪、海盗、小偷都有。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到了革命刚有起色之时，这些鸡鸣狗盗之徒摇身一变，争名夺利之事就死灰复燃了。
湖南刚刚光复时的第二天，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就在都督府的大堂上摆了两张桌子，两人坐在桌子后面办公，焦达峰身上挂了一条白带子，上书：都督；陈身上也挂一条白带子，上书：副都督。而前来跑官要官的人更是毫不避讳，与焦、陈二人稍一商量，就到桌子后面自己取一根白带子，写上职务，便成了民国的官员了。
一个年轻人前来询问焦达峰能干什么，焦问：你会什么？
年轻人回答：会写字。
焦说：那就做个书记员吧。
年轻人自己就写了个“三等书记员”。
真是革命热情高涨，官僚主义横行啊。
还有一句著名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语，经常被人引用为“革命军与革命党是互相抵触的”这一论点的论据，殊不知，说这话的章太炎，实则是因为争官不成。
当时，光复各省整顿在即，跑官要官之风不成想也四处风靡，连当年在英国策划绑架孙中山的那个官员也来求官，亏得孙中山大气，说“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一国之时，毋庸深究，他来要官，不给足矣。”才让他免去性命之忧。真是大度，也真是太大度了。
章太炎，更是仗势不让。孙中山提名他担任教育总长，但是未获通过，改任蔡元培。从此，章太炎竟然与革命党针锋相对，甚至在临时政府的纪念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送了这样一幅挽联：
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
这不是挽联，分明是“骂联”。
从来没有一夜的突变，在新旧之间，往往都是以交替坐庄而实现轮回。如此之风云变幻，如此之暗流汹涌，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也绝对没有退让或妥协，他之所为，乃是不断寻求良方良法，“济”此暗世。而他格外清晰的一点是，在这样的中国，断不可将领导权让给旧官僚。
尤其不能让给袁世凯。
回国之前，尚不明晰国内局势，孙中山对于谁可当总统还模棱两可，言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回国之后，这位伟人已经看透袁世凯的伎俩，决议北伐。在他的眼里，袁世凯乃是大奸之徒、万不可信赖之徒。
议和？孙的眼中，只有北伐才是唯一的道路：直取幽燕，大计方安。
1919年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认北伐军总指挥，由黄兴任参谋长，并制定六路北伐进军之策。
然而，尽管孙大总统心意如此坚定，这只松散队伍又出现不同之声。
冠冕堂皇者，谓之和谈，其实质，乃是妥协。随着英、美、德、法、日等国家纷纷向北京至山海关沿线派遣军队，南京方面更是人心惶惶，孙中山几乎被孤立。大部分人认为，只要推翻清帝，我之目的既达，何必为争区区一总统，再使天下陷于不安？
很多电影中是这样描述的：袁世凯允诺逼迫清帝退位，但以出任大总统为条件。众人皆说不可，尤其是黄兴更加坚决——而孙中山一意孤行，认为民国既成，自己不必当总统。
事实上，当孙中山对黄兴说袁世凯不可靠，不可将国家托付给他后，黄兴的回答是：袁世凯确实是一个奸佞之徒，但只要满足他欲望，帮我们推翻清朝，战争早停，不是更好吗？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但仅仅是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各省的兵权不归他管、地方事务也各有其主，这样一个总统，确实是孤立无援的。可能此时的孙中山时时刻刻都希望像一个强硬的领导人那样发出有力的威慑话语：
“没有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
“如果你不准备动武，就不要拿起武器！
“真正的男人要不断想办法，而真正的女人要不断挣扎！
“运气是为白痴准备的！
“一旦遭人欺负，瞬间就应当进行回击。瞬间！
“如果在厕所遇上恐怖分子，拎着裤腰带也要把他们干掉！”
而孙中山，此刻的想法是：“军政、训政”，但此刻没有这个权力。权力，必须得到授权，孙中山自认为得到的授权很有限。
尽管如此，尽管眼下财政捉襟见肘，尽管支持极为有限，中山先生依然坚持“所谓和谈，与其说减少损失，其实更有可能买下后患”。
这一论断，是基于对当前形势、对阵双方人员和中国文化的深深了解。和谈，必将融革命党于旧官僚。
真正迫使中山先生转向议和的，是汪精卫。
记得汪精卫一个月之前与袁世凯的密会吗？他们当时谈论的话题，还有另一层深意。当袁世凯、汪精卫、魏宸组三人研讨“共和学理”正热烈时，袁世凯冷不丁说：袁某世受国恩，岂能无情无意？
汪精卫说：世界潮流，汹汹有如决川。公居显位，一言足安天下，何不为之？
魏宸组说：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中国之华盛顿，非公莫属。
“中国之华盛顿，非袁世凯莫属”，此话并非出自袁世凯之口，而出自革命党人之口，更是汪精卫所赞同的。当此关头，不知汪精卫是有意效劳还是无意被利用，更加不遗余力促成“和谈”——这个孙中山最信任的人，现在竟然成为袁世凯的说客。
一夜，汪精卫拜访孙中山，直言袁世凯若不得总统之位，挥师南下，则革命军功亏一篑。当下之计，承诺让与袁世凯大总统之位，才是良策——仍旧是原来的腔调。
孙正色曰：退让求和，即以软弱示人，吾党牺牲精神，有进无退，必要坚持到最后关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何要屈服？
这是一个革命领袖的坚持，一个革命领袖看破未来的坚持。真正的悲哀，在于看破未来，却无法被人看破。
此时，汪精卫大声指责：孙先生这样坚持，是要违背当年自己立下的誓言，在南京做皇帝，成为洪秀全第二吗？
经历数十年之革命，志同道合者多已牺牲，年轻力壮的岁月早已一去不返，此时的坚持，乃是为国为民为天下苍生的坚持——当皇帝？做天子？简直是对他人格的侮辱。
“难道你以为，非退让不可吗？”
这也许就是民主的悖论，如果是专制之主，完全可以力排众议，一意孤行。然而孙中山，最终也不得不接受允诺让位的事实。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孙中山接受这个决意，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无奈，但是外人看来，这却是革命党团结一致的决定。因为他在接见南方议和代表团成员时，说：
我愿意把总统让位给袁世凯，也许有人认为是被迫的，这是根本不明大事的人说的。须知：我不是怕袁，而是委曲求全地利用袁。我是为革命做大事，而不是为个人做大官。只要对革命有利，我绝不计较个人得失。
这既是一种胸襟，却也隐然透出一种悲哀，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其实质却仍然是，拒不妥协。孙中山并不是真正同意让位于袁世凯，他之所以放弃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而更可能是因为那句话：如果你不能改变世界，也决不能让世界改变你。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有另一种揣度：孙中山一直强调的是军政、宪政、训政的三段论，内心真正向往与赞同的是强人政治、威权主义，对于政党政治、议会民主并不抱有十分的热情。他想践行的，乃是革命到底，成一强人已达最终民主共和宪政之目的。但历史和时机让他进退两难，无法亲自践行。
袁世凯，恰恰似乎可以完成这一使命。
这个人手中握有大权，又是晚清政坛唯一的改革狂人，威信、权力、能力都具备。他不但可以成为政治强人，而且本身就是政治强人。如果他能实现我的目标，那我退让，也是以退为进。
由此我们看到孙中山的转变，他开始推荐袁世凯，虽然袁世凯此时已经受到大众的推荐与推崇；他开始不遗余力的向袁世凯发出种种忠告：这些忠告是这样煞费苦心，这样暗藏玄机，几乎可以让人误会为是孙拱手让袁成为窃国大盗。
如果袁世凯没有走到窃国这一步，这一切，有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传奇。
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而固执，是最无价的品格。英雄无悔，因为爱过，所以无悔。
都这么说，就是都这么想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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