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薇娅·毕奇（Sylvia Beach，1887－1962），1887年出生于美国巴尔的摩。1919年，她在巴黎左岸开了英文书店“莎士比亚书店”。1922年，她以莎士比亚书店的名义，为乔伊斯出版了英美两国列为禁书的巨著《尤利西斯》，因而名噪一时。然而在盗版、战争、经济萧条的威胁下，1933年开始书店多次面临困境，还好在法国艺文界的支持下，仍继续经营了下来。1941年，她因拒绝卖给德国纳粹军官珍藏的最后一本《芬尼根守灵记》而受到威胁，不得不将书店关门。随后，因美国加入对纳粹德国的作战，毕奇小姐因为是美国人而被纳粹逮捕，投送进集中营。出狱后她已无心再开书店。到1951年，在得到她的授权后，乔治·惠特曼先生在巴黎开了一家书店，取名叫“莎士比亚书店”。1956年，毕奇小姐写下自传作品《莎士比亚书店》。1962年，她逝世于巴黎。

　　译者简介：
　　陈荣彬，台湾辅仁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清云科技大学兼任英文讲师，著有《当电影遇上爵士》，译作二十本左右，包括《乔伊斯：永远的都柏林人》《莎士比亚书店》《尘世乐园》《骗局游戏》等等。

　　如何偷渡一本禁书
　　有谣言指出，《尤利西斯》快要上市了。我手上校好的稿子已经到最后一章的《潘妮洛普》了。
　　乔伊斯的生日在二月二号，日子已经迫近，我知道他满心期待自己庆祝生日那一天也可以庆祝《尤利西斯》的问世。
　　我和达罕提耶谈这件事，他说印刷工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要再过一会儿才能等到《尤利西斯》，要它二月二日上市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问他是否愿意做一件不可能的事：至少在乔伊斯生日那天，印一本交到他手上。
　　他并未承诺，但是我知道达罕提耶这个人是靠得住的，所以当我在二月一日收到他从第戎发的电报时，一点也不意外——他要我在隔天早晨七点到车站去等那班从第戎开来的特快车，司机会拿两本《尤利西斯》给我。
　　当来自第戎的火车完全停下后，司机下车拿着一个包裹左顾右盼，像在找人——当然是找我，当时我站在月台上，心跟火车头一样砰砰跳着。几分钟过后，我拿着第一本《尤利西斯》去按乔伊斯家的门铃。那天是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
　　第二本《尤利西斯》是给莎士比亚书店的，而我做错了一件事——把它放在店头橱窗展示。消息很快在蒙帕尔纳斯区跟外围的其他区域传开来，隔天在书店开张之前，已经有许多订书人在店外排队，大家都想买《尤利西斯》。我跟大家说，书只印了两本，《尤利西斯》还未上市，但是怎么解释也没用。看他们那副模样，好像恨不得把书从橱窗抢出来“大卸八块”，大家分着看。还好我眼疾手快，把书移往安全的地方，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乔伊斯收到生日礼物后，写了一张便条表达他有多感激。他写道：“无论如何，在今天这个日子，我一定得表达我的感激之意，因为在过去一年里，我的书不知道为你惹了多少麻烦，带来多少烦恼。”为了庆祝《尤利西斯》的问世，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我这位出版商。他是这样写的：
　　谁是西尔薇娅？
　　为什么每个作家都赞赏她？
　　年轻、勇敢的美国女人，
　　那西边的国度孕育了优雅的她，
　　我们的书才有可能被出版。
　　但除了勇敢之外
　　她也一样富有，足以承担许多的失误吗？
　　嬉嬉闹闹、喧喧嚷嚷，
　　大家吵着要订购《尤利西斯》
　　但是在要到签名后，他们又陷入沉思。
　　让我们为西尔薇娅欢呼，
　　看她卖的书，就知道她有多大胆。
　　什么鬼东西她都卖得出去，
　　再多说什么就太无趣
　　多亏她，我们才有书可买。
　　(詹姆斯·乔伊斯改编威廉·莎士比亚之作)
　　带着希腊蓝书皮的《尤利西斯》终于问世，书名及作者名都是白色字母写成。“完整写好”的内页篇幅总计七百三十二页，一页平均出现一至五、六个打字的错误——为了这些错，出版商在每本书里面夹了一张致歉的纸条。
　　这本书出版后接下来的那段日子里，乔伊斯兴奋到睡不着，一整天都泡在我店里，唯恐错过什么事。他专心帮我们包书（但是常帮倒忙），甚至还发现每一本书的重量是一公斤又五百五十克。当我们开始把这些包裹扛到街角邮局去寄时，也注意到它的重量。他把标签、地板跟自己的头发弄得到处都是胶水，还催促我们，如果有哪个人已经付了钱，就要赶快把书寄出去，尤其是：“所有爱尔兰的订单要赶快送出去，因为爱尔兰才刚刚换了新的执政者，还有保安委员会也落入了神职人员手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改变。”
　　我们试着用“去除剂”把胶水从乔伊斯的头发上清干净，也试着在政府当局知道前就把所有的《尤利西斯》寄到英国和爱尔兰的每位订书人手中。在美国，除了奎因之外，有一两个订书人也拿到书了，所以我尽快把其他的书也都寄出去。第一批书送出去后，我发现纽约港查扣了每一本书，于是我赶快取消船运，害可怜的订书人枯等，而我则是四处求援。
　　“智慧女神”海明威
　　大家都知道尤利西斯这英雄角色的交游广阔，而其中有一位是神明：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如今她以男性的形象降临世间，把自己打扮成海明威。
　　我希望下面爆的料不会让政府去找海明威的麻烦——当然啦，谁敢去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尤利西斯》能够被挟带进入美国，全多亏了海明威。
　　我向海明威丢出这个问题，他说：“给我二十四小时。”隔天便带着计划回来找我。我收到一封来信，发信的是他一位住在芝加哥的朋友，叫做“伯纳·B”，向来最乐于助人，我给他一个“圣伯纳”的外号[ “圣伯纳犬”是最常用来执行雪地救援任务的狗。]，因为多亏他的解救，我才知道接下来要如何进行这件事。
　　那位男士说他要做一些准备工作，还要到加拿大去待一阵子。他问我是否愿意出钱租下一间位于多伦多的小公寓，我当然马上同意了。然后他把他的新住址告诉我，要我用海运的方式把书都寄到那里。因为加拿大并未把《尤利西斯》列为禁书，书便安全抵达了。接下来的任务不只需要很多勇气，也要靠机智达成——他必须把这好几百本沉重的书弄过边界。
　　后来他跟我描述，他每天搭船渡河，都把一本《尤利西斯》塞进裤裆。当时流行走私酒[ 当时美国本土禁酒，不能制酒、卖酒，也不能进口。]，所以他身边有不少人的身体都变成奇形怪状，但是这只会增加他被搜身的风险而已。
　　随着任务的进行，他只剩最后几十本还没送出去，伯纳觉得港口官员已经注意到他鬼鬼祟祟。他怕很快就有人上前盘问他在搞什么鬼，为什么要每天来来回回的——可能他身上携带了要拿去卖的东西。他找到一个愿意帮他的朋友，他们俩天天坐船，而且为了加快脚步，各自挟带两本书。一前一后，两个人看起来都像大腹便便的老爹。
　　当他把最后几大本书带进美国时，他心里不但松了一大口气，“体重”也因此骤减不少！如果乔伊斯能够预见这些困难，他真该写一本薄一点的书。
　　无论如何，美国那些订购《尤利西斯》而且也收到书的人都应该知道，他们必须感谢海明威以及他那乐于助人的朋友，否则美国运通快递公司哪有可能把那一个大包裹寄送到他们家门口？
　　同一时刻，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实际上已经占据了剧院街的莎士比亚书店。我们帮他处理通讯文件，也是他的金主、经纪人以及跑腿小妹。我们帮他搞定行程，为他介绍新朋友，安排他的作品在德国、波兰、匈牙利与捷克等国翻译出版。乔伊斯每天都在中午左右抵达书店，不管是他或我都忙到没时间吃午饭。如果还有事必须处理的话，他通常要到晚间才回去。
　　随着乔伊斯的声名大噪，有越来越多朋友、陌生人、书迷和媒体记者想要找他，他们获得的待遇随着不同情况而有差异，有些兴奋，有些失望，有些受到欢迎，有些则受到无礼的对待。重点是这些事情大多发生在书店里，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还要帮这位大作家挡人。
　　我当然有权拒绝提供这些服务，但是我之所以愿意把它们都接下来做，是因为我乐在其中。
　　布鲁姆先生的照片
　　通过《尤利西斯》的作者本人我得知布鲁姆先生长得是怎么一个样子。霍尔布鲁克·杰克逊先生（Holbrook Jackson）是伦敦一间小型评论杂志社《今日》（To-Day）的编辑，一天乔伊斯问我是否愿意写信给他，请他寄一张自己的照片过来。我知道这本杂志，上面曾登文章介绍过艾德丽安·莫里耶的书店，对乔伊斯的作品也展现了友善的态度。乔伊斯没说他跟杰克逊先生见过面，但我想他们见过，或许是在乔伊斯第一次去伦敦期间。无论如何，他们似乎对彼此都有兴趣，而且交情是多年前建立起来的。
　　照片寄来后，我拿给乔伊斯看，他端详了一会儿，似乎有点失望，然后把照片拿给我，对我说：“如果你想知道李奥波·布鲁姆长得怎样，这人跟他倒是有点像。”他接着继续说：“这照片看起来比较不像，不像书里的布鲁姆先生。”无论如何，我小心保存那张照片，那是我唯一一张布鲁姆先生的照片。
　　“我的那些涂鸦”
　　乔伊斯写了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给我，因为是写在莎士比亚书店的信纸上，一定是有天我出去后他在店里写的。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亲爱的毕奇小姐：因为你出门去为我的“那些涂鸦”付了好几百法郎的邮资（！），我想你可能会想要保留《都柏林人》的手稿，所以等它们到我手里时，我就会给你。我只会把第一版的打样稿卖出去，我觉得《都柏林人》有一部分是跟都柏林一样的作品。还有，到现在我才想起还有一堆在第里亚斯特写的手稿，大概一千五百页左右，是《一位年轻艺术家的画像》的初稿（但是跟后来的成书完全不一样）……
　　这些字是否还可以加在印版上？——它们就像“爱尔兰大众”（Phoblocht）唱的歌谣一样，是O·嘉尼写的音乐！A·韩姆斯写的歌词（第二个惊叹号（中间字迹无法辨认）是头下脚上的。）[“爱尔兰大众”（Phoblocht）也是爱尔兰政治团体“新芬党”（Sinn Fein）的报刊；O?嘉尼（O. Gianni）与A?韩姆斯（A. Hames）两个人物跟《芬尼根守灵记》有关。]
　　带着最感激的问候，诚挚祝福你的，
　　詹姆斯·乔伊斯
　　我想，这封信应该是一九二二年一月间写的，因为乔伊斯问我，如果他想在《尤利西斯》里加一些东西，把一些字“加在印版上”，不知是否来得及？他提到“第里亚斯特的那一堆手稿”，里面包括了《英雄史蒂芬》（Stephen Hero），也就是他所谓《一位年轻艺术家的画像》的初稿，还有他在妹妹梅宝（Mabel）的习字簿上面写的《艺术家的速写画像》（A Sketch for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这手稿也是我觉得最珍贵的一份。
　　乔伊斯也把《室内乐》（Chamber Music）的初稿给了我。为了朗读给叶芝听，他写在最大张，也最好的纸上——至少他是这样告诉我的。手稿并不齐全，其中编号二十一、三十五与三十六等三首诗不见了。我细心注意到乔伊斯是在十月五日把这份手稿给我，但是忘记在上面注明是哪一年，而他给我其他手稿时，则是忘了写日期。但是在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份手稿，也就是《一位年轻艺术家的画像》上面，他除了署名，也给了日期，并写了一段文字，描述这份赠礼的内容。
　　乔伊斯注意到，只要是他亲手写的东西，就算是小纸片我也很珍惜。这也难怪他觉得没有人会比我更重视他的手稿，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莎士比亚书店的遗憾
　　尽管《尤利西斯》在英语系国家不能透过正常管道销售，但乔伊斯还是很快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当然，禁书的名声也助长了销量。但可悲的是，它居然跟一堆“淫书”被相提并论，例如《芬妮·希尔》（Fanny Hill）、《芬芳的花园》（The Perfumed Gard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