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黄埔军校政治部
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我先于五月二十八日便已进入政治部工作。初期的政治部,教官有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等人。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便为共产党排挤去职,因为共产党人及俄国顾问都不赞成他主持政治教育的强硬作风。戴先生的去职是由中央党部决定的,那时中央党部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党部,实际上已被共产党人所把持。同时国民党为了应付英国的种种威胁,也需要国际援助,故有些地方不得不将就苏俄,这也就是所谓联俄的由来。要联俄就得容共,与容共就得处处迁就,戴季陶即因为联俄容共的政策而离开军校。以后代主任为邵元冲,邵先生虽也反共,但态度较温和,且其锋芒不若戴先生锐利,所以共党不畏惧他,但任期仍不长。这是共产党专门在军校内发展组织,军校的特别党部便由于共产党学生李之龙等的操纵,特别党部的委员都是他们的人当选,共产党控制住特别党部后,便以之与政治部对抗。情形愈来愈凶,邵元冲也只好离开了。这种情形,明眼人一看便知不妙。特别党部半年改组一次,是年改组前夕,教育长王柏龄于晚饭时,对学生说:“明天为特别党部改组,各位同志要注意,明天一定要来投票。”弦外之音,在唤起国民党同志的团结,要他们把特别党拿过来,以压制共产党气焰。时白瑜也来到黄埔军校,他问我:“你听到教育长的话没有?你要动一动啊!”当天晚上约八点钟,我去见王教育长,请教他有什么方法控制明天的选举,他把管理处的杨处长找了来,我们便一齐商量此事,我说:“共产党已经有组织,我们临时组织也来不及,我看工人的票最多,也比较容易控制,我们当先取得工人的票,学生的票则可以尽量活动为之。”于是传令吹紧急集合号,集合全体学生,由教官轮流训话,用以冻结共产党人当晚的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则四出联络。训话至十二点多钟结束,大家皆已筋疲力竭睡觉去了,共产党也已来不及活动。第二天,所有的工人都来投票,共产党人见了大吃一惊,但有口难言,惟内心嫉妒而已。投票结果,共产党员只有二人当选,国民党则有邵力子、严重和我等六七人当选,总算把特别党部夺了过来。接着开执行委员会,时蒋先生为执行委员之一,因他的推荐,我又做了常务委员。不过,我们虽然夺得了特别党部,政治部却又被共产党控制了,因为周恩来接着便做了政治部主任。教官如高语罕、熊雄、鲁易等人皆为共产党人,我在政治部无法再待下去,旋调去校长室任秘书。
“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之缘起
共产党在军校中有“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国民党同志则有“孙文主义学会”与之对抗,此二团体皆发起于民国十四年。那时共产党已掌握了政治部,国民党则控制住特别党部。共党藉“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吸收党员,国民党则以“孙文主义学会”争取同志。
“孙文主义学会”之成立有其历史渊源。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国父逝世后,戴季陶先生即于四月间由上海到广州。他因为看到当时共产党把国父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句话曲解为“共产主义即是三民主义”,混淆视听,认为这是国民党的一大危机,他觉得国共两方的思想与主义该明显区分,为澄清共产党似是而非的说法,他在广州特别标榜孙文主义。因为孙中山先生已经去世了,人死后,思想与人格才是完整无变化的。孙先生的主义,当然可以孙文主义统称。戴先生认为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完全与共产主义相反,孙文主义以中国固有道德为基础,以仁爱为出发点;相反地,共产主义不具中国固有道德,且以仇恨为出发点,是其根本上之不同,根本不同,主张自然不同。这是“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的由来,戴先生所发表的言论很多,共产党对于他的言论攻击反驳也最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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