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上天子
从所谓“养教兼施”、“先养后教”的宗旨出发，在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里，政治的重点集中在了“养”上，而在其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可以说它就转向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昔人有云：孔子治术有三，曰养、曰教、曰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60页。乾隆一朝，也未始不可以这样作阶段划分。
在乾隆朝的阶段划分中，我曾把“乾隆初政”作为它的第一个阶段，并把其结束时间定在乾隆十五年前后。这本带有一定的任意性，在任何阶段划分中，恐怕都是难以避免的。但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从十六年起，皇上开始南巡，——他后来曾一度把“南巡”与“西师”当做毕生的两件大事，——同时，开始了乾隆朝第一波的文字狱。“支持”这种划分的可能还有郭成康：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戛然结束了，参见《乾隆大帝》，第624页；又，J。Polachek认为，1751年对清朝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页。
与父皇完全不同，今上一生中有近一半时间都不在京师，而是在各地的巡幸之中。这一点更像是他的皇祖，而犹有过之。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巡幸活动竟有一百五十次之多。其中拜谒东陵、西陵及盛京三陵六十六次，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及秋狝木兰五十二次，东巡曲阜举行阙里祀典八次，南巡江浙六次，巡幸中州一次，西巡五台山六次，巡幸明陵、盘山及天津等畿甸地区十余次，据说乾隆一朝巡幸盘山共有32次，参见赵志强：《乾隆巡幸盘山浅析》（2008，未刊文稿）。平均每年出巡两次还多。皇帝这种极为频繁的巡幸活动，不但在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也极为罕见，对于乾隆一朝的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
皇上所以如此频繁地出巡，以至于当时朝鲜使臣称清廷为“一日不肯留京，出入无常”的“马上朝廷”，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9，英宗二十九年（乾隆十八年）正月丁卯；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页。是因为他把巡幸活动看做加强统治的一个重要措施。他曾在《御批纲鉴》中针对“宋主微行”写道：
第当命驾时巡，省方问俗，进穷檐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则民隐足以周知。（卷71）
就元顺帝“端处深宫，委柄臣下”，写道：
狝狩正当习劳，车驾所经，并可以周知民隐，于政务又何妨乎？（卷98）
乾隆十二年，驻跸避暑山庄期间，他曾对此中原委作过一番分析，说：三代以后，统治时间最长的是汉、唐、宋、明。而在这四朝历史上，往往开国后不过一两代，便会发生内乱。究其缘故，不仅是因为上苍不再眷顾，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统治者怠于政事。正是有鉴于此，皇祖在平定三藩叛乱之后，“即不敢以逸豫为念，巡狩之典，或一岁而二三行”。虽然巡狩也有“耗财劳众”之弊，但是可以“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两相比较，“所全者大，则其小者不必恤矣”。历代帝王失败的教训和皇祖成功的经验给了他深刻的教育，认为目前虽“值四方宁谧之时”，但为保住祖宗留传下来的江山基业，“实不敢使文恬武嬉，以隳圣祖之家法”。《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43，《避暑山庄百韵诗序》。
所谓“南巡”，是到江、浙一带巡视。乾隆一朝共有六次南巡：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每次南巡多在正月中旬从北京出发，当年四月下旬回到北京，行程近六千里，所需时间大约一百一十天。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与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五年）之间相隔竟有十五年，其原因即在于皇太后钮祜禄氏在第四次南巡时已经呈现出些许倦意，皇上明确表示不再南巡。直到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第五次南巡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上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江、浙呢？
皇上在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即将结束第六次南巡时，撰写了《南巡记》，说：
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若夫察吏安民、行庆施惠，群臣所颂以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应为，所谓“有孚惠心，勿向无吉”，予尝以此自勖也。
南巡是效法其祖父圣祖皇帝，为此皇上一再强调“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河工关系民命”。即打算通过南巡了解治河工地的实际情况，对治河方案做出抉择，并标榜自己南巡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满足一己享受。
南巡还有其他的考虑，其一，江浙地区地广人多，宋以后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清朝每年所需数百万石漕粮多半来自江浙；漕船北上必经的江淮地区连年水灾，所以他要亲往了解“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其二，清代标榜以“孝”治天下，皇上选择其母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大寿之年首举南巡，以尽孝子之心，而使东南百姓“交颂天家孝德”。许指严：对于南巡之谏，皇上曾拒之以色，拒之以术，拒之以意气，拒之以不拒；前四次南巡，皆奉太后銮舆，而托于孝养，此所谓以术拒者，详见《南巡秘记》，山西古籍、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2页；据张勉治说，康熙皇帝是以“绕着走”的方式应付汉族士大夫对其南巡的谏阻的，最终借着“法祖”的名义得以实现，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第359页；唐德刚：《满清时之南伶北上实始于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为征逐声色的。所以回銮时曾违背了“祖宗家法”携回大批江南佳丽，并选了大批江南俊秀儿童带回北京预备训练作御用伶官，号南府子弟，参见《梅兰芳传稿》，《五十年代的尘埃》，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此外，江南名胜甲天下，素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生来好动的今上当然要前去“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尽情享受一番了。故《南巡秘记》云：清世侈靡，“（乾隆）南巡实为之导线”。许指严：《南巡秘记》，第19页。
南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江浙地区是汉族士大夫最集中的地方。江浙人文荟萃，清朝科举取土，江浙为历科中举之最，汉族大学士也以江浙人最多，乾隆朝大学士徐本、汪由敦、梁诗正，为浙江钱塘人；陈世倌为浙江海宁人；史贻直，江苏溧阳人；刘纶，江苏武进人；于敏中，江苏金坛人；礼部侍郎沈德潜、刑部侍郎钱陈群以诗文称雄一时，亦是江浙人，其中任尚书、巡抚的官员更多。另一方面，江浙地区又是鼓吹反清复明思想的大本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陈子龙等皆是颇有影响的抗清人物。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康熙朝的庄廷拢《明史》案，雍正朝的吕留良案，其代表人物又都为江浙士人。此外为吕留良鸣冤的齐周华，《西征随笔》案中的汪景祺、乡试命题案中的查嗣廷也都是浙江人。在皇上心目中，江浙的确是个“民滑吏疲”，——需要恩威并施的地方。
出于“怀柔”的目的，为体现崇文重道，皇上在第一次南巡时把殿本的《二十二史》、《十三经》等分别赠给南京的钟山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当四库馆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竣工之后，又因“江浙为人文渊薮”之地，在第六次南巡时令将其一部存放于杭州文澜阁、一部存放于扬州文汇阁、一部存放在镇江文宗阁。另外四部均放在政治中心——北京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渊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足见他对江浙地区的重视。
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召见并选拔一些读书人或中试后并未得到安置者为官，也是南巡的目的之一。皇上曾以“海塘得失策”为题考试被召见者，乾隆晚期所重用的督抚孙士毅，就是第三次南巡时挑选出来的。而从南巡中六次祭祀明太祖陵、三次到山东祭祀先师庙、两次谒孔林、三次谒苏州文庙以及祭泰山、祀禹陵、谒禹庙、谒少昊陵、祭周公庙、祭祀孟子、临幸宋代名臣范仲淹的高义园等一系列崇文重道的活动中，皆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以上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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