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尔菲娜?德?维冈（Delphine de Vigan）

法国中生代受瞩目的小说家。三十五岁才创作首本小说，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二〇〇七年，她的第四本小说《诺与我》大获成功，销售四十万册并荣获法国书商奖，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二〇〇九年，她的第五本小说《地下时光》受到龚古尔文学奖评审之关注，为四部决选作品之一，并荣获“波兰之选”龚古尔获奖小说；次年，《地下时光》再获法国科西嘉读者奖。二〇一一年夏天，她的第六本小说《无以阻挡黑夜》出版，一年之中大卖超过五十万册，囊括当年各大奖项：雷诺多高中生小说奖、法国书商奖、《ELLE》杂志女性读者票选冠军。二〇一五年出版《真有其事》，荣获当年雷诺多文学奖和龚古尔高中生小说奖；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二〇一七年在戛纳电影节上映。

直到今天，我依然很难解释我们的关系是如何迅速升温的，L，用怎样的方式，在区区数月的时间里，在我生活中占据了如此的位置。

L在我身上施展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吸引力。

L叫我惊讶，使我开怀，令我好奇。让我惶恐。

L对我的影响，不温不火，直达内心，令我不安，其中的缘由和波及范围，我浑然不知。

——德尔菲娜·德·维冈

在出版上一本书之后，女作家德尔菲娜陷入了枯竭期。德尔菲娜就是“我”，以第一人称出现在这部心理悬疑小说里。沉默，来自纷至沓来的一封封匿名信，信中控诉女作家在上一本书里严重伤害了她的家人，这让“我”越来越虚弱无力。

这时，一个叫L的女人进入了女作家的生活。很快，L代“我”处理各种日常事务，而且写起了她自己想阅读的小说，即使这样做必然伤害到一些人。

渐渐地，“我”如同被捆绑了一般，陷得越来越深。L利用女作家的性格弱点，将她与朋友和读者隔绝开，最后完全取代了她……

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不忍释手，必须抽出点时间才能小睡片刻。

——《今日法国报》

一部自我虚构小说，以惊悚片的步伐逐渐推进，在忠于事实与想象的双重性之间探索。

——法国《世界报》

一种永无止尽的情感力量构成了这部作品。

——法国《读书》杂志

我想讲讲L是如何进入我的生活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我想准确地描述是怎样的背景让L得以渗入我的私人领域，并且假以耐心，占据它。并非易事。就在我写下“L是如何进入我的生活”这个句子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一说法的浮夸，略微言过其实，刻意强调某种还不存在的戏剧性，又忙不迭地宣布一个转折或反弹的到来。是的，L进入了我的生活而且深深地、慢慢地、很有把握地、阴险地，把它搅乱。L进入了我的生活，就像在戏演到一半的时候上了舞台，就像一位导演小心翼翼地等到周围一切都趋于黯淡的时候让她出了场，就像L出现的本就是为了显示她的到来何等重要，目的在于，在这一时刻，观众和舞台上其他人物（也就是我）目光全都集中在她身上，周围所有人全都动弹不得，只有她的声音一直传到大厅深处，总之就是达到了她想要的效应。

但我有些操之过急。

我在三月底遇见了L。接下来的秋天，L在我的生活中朝多年老友的方向发展，驾轻就熟。接下来的秋天，我们已经有了属于我们的私密玩笑，一种包含言下之意和一语双关的共同语言，有了彼此可以读懂的眼神。滋养着我们之间默契的不仅有共享的秘密，还有那些没说出来的话和不声不响的评论。回过头想来，再看看后来我们的关系演变出来的暴力，我本可以把事情说成是L带着吞并我的领土的唯一目的非法入侵了我的生活，但这不会是真的。

L轻轻地进来，无比轻柔，无比巧妙，我和她在一起经历过许多惊人的默契时刻。

我们相遇之前的那个下午，我在巴黎书展，人们等着我去签售。我的朋友奥利维耶受邀在法国广播电台的展位当一档直播节目的嘉宾。我混在人群中听他发言。随后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分吃了一个三明治，和他的大女儿若丝一起，坐在展厅老旧的地毯上。我的签售被安排在两点半，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奥利维耶很快看出我的疲惫，他确有为我担心，他不知道我是如何应对得了这一切，这一切，既是写了一本如此个人、如此私密的书的事实，也是这本书引起的反响——这样的反响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因此也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很清楚。

奥利维耶提出陪我去签售的地方，我们便一起往我的出版社展台的方向走。我们从一条密集紧凑的等待队伍前经过，我想知道队伍的那头是哪位作家，我还记得为了看到写着名字的海报我抬头张望，然后奥利维耶在我耳边轻轻说了句“我想是等你的”。的确，队拉得很长，在远处拐了个弯，一直延伸到等我去签名的那个展台。

换个时候，不往远说哪怕就几个月前，这样的情景会让我心里乐开花，大概也会满足我的虚荣心。我曾经在各种书展上乖乖地坐在一摞书后面企盼读者，一坐好几小时却没人来，这样的惶恐、这种有些丢人的没人搭理，我也是经历过的。如今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感受汹涌而来，某种飘飘然，有一瞬间，有个声音穿过我的脑海，说这太多了，对于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对于我，太多。奥利维耶说他要走了。

我的书在八月底出版，几个月来我从这个城市跑到那个城市，在各种书店、图书馆、多媒体图书馆会面、签售、朗读、辩论，等待我的读者越来越多。

就好像不小心一枪命中了目标，还拽了一大帮人跟在身后，这种感觉有时让我喘不过气来，还有被听见的感觉，多少有些虚幻。

那时候我很幸福，很满意，很惊愕。

自豪，也依然怀疑。

我写了一本书，而我事先没有估量到它的影响范围。

我写了一本书，它在我的家庭内部和我身边引发的效应像波浪一样层叠冲击，而我并未预料到它会引起侧旁的损伤，这本书，很快也会让我看清谁是坚实后盾谁是假意盟友，而且延迟效应必将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

我没想象过一样东西被无限重复和因此而起的后果，我没想象过我母亲的这张照片会被先是几百张然后几千张地复制，这张照片被加上腰封，在文字的传播中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很快的，这张照片也和她脱离了关系，它不再是我母亲，而是小说的主人公，误入歧途，局促不安。

我没想象过被感动、被震撼的读者，没想象过他们中有些人会在我面前哭，而我很难不跟他们一起流泪。

第一次，在里尔，一位纤弱的年轻女子，数次住院的经历显然已经把她耗尽，她告诉我这本小说给了她疯狂的、不可思议的希望，她告诉我，尽管她有病，尽管有些事情已既成事实无法挽回，尽管她让她的孩子们“遭受”了那一切，可也许，他们还是会爱她……

另一次，在巴黎，一个周日早晨，一名饱受摧残的男子跟我谈起精神错乱，谈起其他人看他、他们的目光，他们令人生畏，躁郁，精神分裂，抑郁，通通被塞进同一个包，然后像保鲜膜下的鸡肉一样，根据时下流行趋势和不同的杂志风格被贴以不同标签，而我的主人公，无法触碰的露西尔，为他们所有人平反雪昭。

还有其他人，在斯特拉斯堡，在南特，在蒙彼利埃，有时候我真想把他们抱在怀里。

渐渐地，我总算勉强筑起一圈无形的围墙，拉起了卫生隔离带，使自己得以继续待在那里，保持一定距离，胸部隔膜的运动把空气挡在胸骨的上方，形成一个微型的垫子，一个无形的气囊，一旦危险过去，我便可以用嘴一点点从中吸气。就这样，我可以听，可以说，可以去理解书所在之处正编织着的故事，还有读者和文字之间的来来回回，书几乎总会——出于我无法解释的原因——将读者反照至他自己的故事中。书，某种程度上就像一面镜子，景深和轮廓不再归我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