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分别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饮食、数字、动物、称谓、地名等方面的文化。一方面，作者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分析语言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又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播、交流。作者借由语言，探索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为我们描绘出一条清晰的、不同民族间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轨迹。

每到春夏季节，在中国南方，冬天干燥的田地在数天之内就会被水灌满，紧接着，农民开始把秧苗插进田里。在几个月后，这些绿色的秧苗将会结出沉甸甸的稻穗。经过一系列加工后，最终会变成千万家庭餐桌上的主食—米。

类似的场景已经年复一年地在亚洲大陆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上演了几千年。稻是亚欧大陆东部地区最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中国，从云南元阳的哈尼梯田，到东北三江平原的黑土地，大量耕地都用来种植稻，从消费量统计，以稻为主食的中国人数量最多。与之相应，稻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中国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食用稻米的方式，米饭、米线、年糕、饵丝、粿条、酒酿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类。

这一切都始于9000多年前。第四纪冰期结束不久，海平面升高，中国中部长江流域的气候变得更加温暖湿润。当时的长江两岸还是一片充满着湖泊、沼泽、池塘的湿地，大象、犀牛等大型动物在茂密的植被中穿行……

稻农的出现

在湿地生长的诸多植物中，有一种不起眼的草。过去的几百万年间，这种小草在每年气候回暖时都会抽出狭长翠绿的叶片。在几个月后，一根细长的穗长了出来，随后，上面结的一串种子逐渐膨大，长出细长的芒刺。种子成熟后，就从穗上脱落，掉在地上，开始新一轮的循环。随着气候趋向暖湿，这种小小的野草也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默默向北扩展自己的领地。

这种在沼泽湿地中生长的野草就是野生稻。如果我们比较野生稻的穗和当代水稻的穗，就会发现，除了长有芒刺外，野生稻的米粒较为细小狭长，颜色偏红，颖壳较厚实。这些特征令野生稻有一定的保护自身的能力，防止动物食用，确保能够繁衍后代。然而，这些防御机制在人类面前可说是不堪一击。

大约9000多年前，长江边的某个先民突发奇想，发现这种细长的果实似乎是可以吃的。无从得知他是如何想到尝试吃下这种硬邦邦的小果子的，也许是连续多日捕猎失败；或者罕见的天灾让树上的果子消失不见，令他饥肠辘辘；亦或许他只是个好奇心很强、喜欢尝试新鲜玩意儿的勇士。总之，他发现了稻是可以吃的，能够填饱肚子，并且将这个信息分享给了他的家人。随后，当他们发现野生稻不够吃时，就决定在沼泽边缘开辟一块土地，专门用来种植这种作物。

这可能是亚洲早期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刻。栽培稻的出现，让东亚逐步进入了农业社会。同样大小的土地能养活的人口大大增加，也让一些人从日复一日为了填饱肚子的游猎生活中解脱，才有了后来的文明。

现存最早的栽培稻遗迹位于今天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遗址，距今大约9400年。在之后的几千年时间里，珠江流域、东南亚、中国北方、朝鲜半岛、南亚次大陆都相继出现了稻作农业。上古时期野生稻的分布相当广泛，但是从现有的遗传学证据看，野生稻驯化过程中几项关键的突变，如导致稻种脱粒性的sh4基因的突变在亚洲栽培稻中只发生过一次。这些关键的突变让栽培稻的果实自动脱粒的情况变少，方便人类收割，可说对稻作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现今的栽培水稻，不管是东亚、东南亚还是南亚次大陆的，都有着共同的祖先，而它们现在的不同之处，一方面是长期培育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又与野生稻进行杂交改良了性状。就如今天在中国，野生水稻仍然生长在中国南方，北及江西东乡，南到海南三亚，西至云南盈江，东达台湾的广大区域。中国农学家仍然在到处寻觅野生水稻，期望能够利用野生水稻的基因继续改良现有稻种。

这次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驯化可以说是中国先民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当今世界主要的粮食作物中，唯独稻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作物。种植水稻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整个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劳动，使用各式各样的工具。伴随稻种传播的则是一整套农业工具和技术的散播，以及和稻作农业息息相关的一整套话语。从东非到太平洋—种稻者的扩张

我们暂时把目光从稻的故乡中国移开，投向南方数千公里外的印尼群岛。

和中国南方一样，稻是东南亚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印尼也不例外。赤道附近的炎热气候与太平洋温暖的洋流带来的充沛雨水使得印尼诸岛丛林密布、草木葳蕤，从高空俯视就如散落在蔚蓝大洋中大小不等的祖母绿。这样的气候条件正适合稻子生长，而在爪哇、巴厘等岛屿，众多火山不定时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更是让岛上的土壤极其肥沃，而不似其他热带地区常见的贫瘠淋溶土。极其适宜的自然条件让爪哇岛部分地区可以常年种植水稻。为了能在山地种植水稻而开发的梯田现在则是巴厘岛的重要景观，每年都吸引无数游客。优越环境下生长的水稻让面积仅仅13万多平方公里、比河南还小的爪哇岛可以支撑近1.5亿人生存。

在印尼语中，“米”称为beras。更准确地说，beras指“已经脱壳的米”。由于水稻在印尼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印尼语对米的区分相当细致，除了beras外，“尚未脱壳的米”称作padi—这也就是英语中“水田”称作paddy field的来源。而“已经烹饪的米饭”则称作nasi，著名的“印尼炒饭”就叫nasi goreng。

如果计算一下一粒米的生命周期，收割后到脱壳前的padi阶段以及烹调之后被送入口中前的nasi阶段，时间都较为短暂，因此我们暂且把padi和nasi放到一边，先关注通常情况下占据一粒米生命周期最长的beras。

印尼语作为印尼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一种马来语的变体，马来语发源于今天的加里曼丹岛，后来又先后迁移至印尼群岛最西的苏门答腊岛以及马来半岛。但是纵观整个印尼群岛，诸多岛屿上的主要语言几乎都用类似的词指“米”，如苏门答腊岛楠榜语是bias，爪哇岛西部的巽他语是beas、中东部的爪哇语是wos，巴厘岛的巴厘语是bahas，龙目岛莎莎克语是beras，苏拉威西岛武吉斯语是wereʔ，弗洛勒斯岛芒加来语是weras，帝汶岛德顿语是wos。

如果将眼光投向印尼群岛之外，类似的称呼分布远不限于印尼，“米”在菲律宾吕宋岛的他加禄语中是bigás，宿雾语中是bugás，关岛查莫落语中是pugas，台湾岛高山族的阿美语中是felac，海南岛三亚回族的回辉语中是phia，甚至东非外海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马拉加斯语，“米”都称作vary。

这样看起来很相似的词汇在这些语言中还有不少。“二”在印尼语中是dua，万里之外的新西兰毛利语中是rua，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马拉加斯语中是roa，台湾岛上的阿美语中则是tosa。“眼睛”在印尼语中是mata，毛利语中是mata，马拉加斯语中是maso，阿美语中是m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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