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等低收益债券，从而陷入了以低效率方式参与国际资本循环的怪圈，并形成了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和贸易依存度居高不下的局面。
三是投资对技术和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远远小于日韩等国家。扩大投资本身是提升产业技术、增进效率的过程。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府既强调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加强资本积累，也很重视技术进步、教育和人力资本提高，并且能够以资本为载体，实现资本和技术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国则不同，在高投资的同时，并没有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有机结合，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
四是东亚国家投资率保持高水平时，消费率并不很低，投资和消费形成了良性互动格局。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消费增长速度大多数年份与投资的增长速度基本相当，且一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旺盛的居民消费是推动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投资与消费能够良性循环，与这一时期改善收入分配关系有关，也与政府在保障重工业与出口部门投资的同时，强调投资、生产与居民消费需求对接，并由此造就了两次国民消费高潮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连续保持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8年之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低于0.4，1998年以来显著扩大，2004年上升到0.45，有人认为目前达到了0.5，与拉美国家接近。在出口导向型战略下，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围绕出口进行，不少资源被配置在出口冲，生产的产品与国内市场脱节现象比较严重。尽管日本、韩和新加坡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但都仅仅是在发展初期进行低附加值、简单产品的加工出口，随着发展阶段提升，都很快放弃依靠低成本优势的出口模式，转而通过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来参与国际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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