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压力与制度变迁考虑一个没有对外贸易的封闭型经济体，或对外贸易对经济行为主体的收入与消费影响很小。在一定制度框架内，行为主体主要依靠耕种，付出劳动，获取维持生存的农业产出。在土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劳动的边际产量是不变或递增的。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超过一定极限时，劳动的边际产量就会出现报酬递减．在土地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人口继续增加时，就会出现人口的相对过剩。人口增长扩大了需求，导致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从而引起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为潜在的制度创新提供条件。当相对价格的变化使交换的一方或双方感知到，重新签订契约将能使一方甚至双方的处境得到改善，一方或双方就有创新制度安排，重新签订契约的激励。劳动力的增加，在报酬递减的情况下，逐渐改变了要素相对价格，要求针对已变化的要素价格来调整契约。
1968-1978年，在农村公社化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其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回报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导致大多数民众的“搭便车”行为。在农民总数较少，而经济产出较多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存在空间。而在人口压力下，只有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收益具有长远稳定的预期，农民才会有劳动积极性改良土壤、精耕细作增加产出，从而使小面积的土地能养活大量人口。在人民公社化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农业产出降低到历史低点，人口压力增大。人口压力已经导致了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人口剧增、经济转型急需制度创新来实现其潜在收益，但制度供给却没能满足制度需求，从而导致制度失衡。当人口压力达到一定极限时，农村公社化的制度安排生存空间极小，少数生产队（小岗村）秘密地将土地、其他资源和产出定额承包给单个农产。由于这一变革很快地收到显著的成效，因此演变为中国农村的又一次土地制度较大的变革，并在全国农村普遍地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土地承包责任制逐步深入人心。显示了这种制度体系的较好自我强化机制①。图l描述了在人口压力下的制度变迁和经济产出。通过制度创新，提高了经济中行为主体对未来经济支配权及产出的预期，激励了行为主体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而增加了经济中的产出，降低了人口压力。（二）计量经济模型
为了考察上述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实际，我们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此进行进一步分析。本文将具体研究两个问题：（1）人口压力在引入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是否存在结构性变化；（2）人口压力和经济产出间的关系在两种制度框架下是否相同。如果人口压力在引入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有显著不同，我们可以认为人口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诱致了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同时，制度变迁改变了人口压力状况。如果人口压力和经济产出在两种制度框架下有显著的不同，则和我们的理论分析相一致，制度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体的产出；反之，我们则可认为制度与经济绩效的相关关系不大，或中国的现实与西方的理论假说不符。
为了研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变革对人口压力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们沿用恩德斯等（Enderseta1．，1990）的方法，考察制度变革前后，变量的结构性变化。为了更好地揭示被解释变量的动态变化特征，我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我们的模型构建如（1）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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