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苏联的岁月
一 赴苏留学
1923年1月，孙中山和越飞发表联合声明后，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这一决定，不仅使中国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苏俄在东方找到了一个革命的盟友。然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孙中山的逝世，顿使苏俄在中国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为了让广州国民政府继续执行联俄政策，苏共领导人决定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为旗帜，招徕大批中国先进青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培养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成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当时，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被称之为广州国民政府的“保姆”。国民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他，莫斯科中大在中国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办的。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大学习。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1］
选派工作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消息一传开，不少青年踊跃报考，考中大一时成为革命的时髦象征。考试在广东大学举行，考题仅是写一篇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的文章。由于广东是当时革命的中心，因此报名者多达1030人。经严格挑选，最终录取310名学生。其中，广州180名、上海50名、京津地区50名，鲍罗廷又特别推荐30名。［2］鲍罗廷推荐的大都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张发奎弟弟张发明、邓演达弟弟邓明秋、于右任女婿屈武等。蒋介石对蒋经国留学苏联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在10月1日的日记中对蒋经国留学苏联表示完全赞同并寄予很大希望。［3］
1925年10月25日，蒋经国与第一期赴苏留学生从上海乘苏联货轮出发，到达海参崴后，改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在旅途中，蒋经国并没有感到孤单，他说：“船上一共有90位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一起开会、聊天、读书、用餐，大家都觉得很愉快。”也就是在此次旅途中，蒋经国细看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所看的第一部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4］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蒋经国等人终于在11月底抵达莫斯科。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址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座三层建筑。这座古建筑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一个大厅已改成礼堂，整座宅院已改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校部内有各种学习、办公设施，以及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宿舍室内卫生、暖气、床褥等设备齐全，生活很舒适。毯子、枕头、被单，都是一式的，由学校发给，每星期更换二次。［5］学校还给每位学生一套西装、一件外套、一双皮鞋、毛巾、浴衣、手帕、衬衫，以及日常生活必需品。［6］学校的伙食、学生的着装、日用品、生活补贴均远远高于当时苏俄的一般标准。“八点钟早餐。每个学生有一本饭票，每月发一本。每日饭票分早午晚饭三张。每人可用饭票到发饭处领饭。饭菜并无优劣之分，完全一律。今天早餐是面包、白脱油、香肠炒蛋。”而苏联学生的早餐则是“一个黑面包，二个洋芋艿”，蒋经国在日记中说：“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的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7］
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为中国革命培养、训练干部，因此它不同于普通的大学，而更近似于干部培训班。莫斯科中大学制二年，中国学生来到这里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为四课时。其他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学习的方法是教授先授课（用俄文讲，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
蒋经国在学习上十分刻苦，不仅重视俄文的学习，对西方革命有关的科目与政治学、经济学也下了一番苦功。由于蒋经国的刻苦努力，他进步很快。并相继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中国的展望》和《中国北伐一定成功》是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入校刚刚两个月，当时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了学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被转为预备党员。1926年下半年，蒋经国被邀请参加莫斯科一个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用俄文向大约3000人发表演说。这是他首次作公开演说，并获得成功。此后，他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学的代表，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8］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暴动，支持当时正向上海挺进的国民革命军，并取得胜利。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落到了国民革命军手中。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中山大学苏共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高喊“上海是我们的了”，并决议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和上海工人发电报，以示祝贺。散会后，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冲出校门，上街游行。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居民也纷纷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来。蒋经国后来回忆说：“群众集会的激动场面，如今仍然历历在目。”［9］
二 打倒蒋介石
正当蒋经国在苏联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之际，蒋介石却开始公开“清党”反共。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愤怒了。他们烧毁了蒋介石的肖像，一致通过了给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10］
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人的行为，不仅使蒋经国在同学面前感到难堪羞辱，而且在思想上也深感困惑。尽管他后来回忆说：“上海事件发生后，我花了相当功夫仔细省察在苏联及中国的政治事件。我的结论是：中国在一九二七年政局动荡，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无方，政策不智亦不周全。”［11］然而，当时蒋经国的态度和表现却并非如此。他和其他愤怒的学生一样，加入了声讨蒋介石的行列中。他在声讨蒋介石的演讲中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这里我正是以青年团员的身份表示我的态度，我不是以蒋介石的儿子的身份讲话的。”他又说：“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随后，塔斯社发表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1927年4月2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也登载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全文如下：［12］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农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他在中山大学学生集会上的演说和他所写的谴责蒋介石的声明，不一定出自真心，可能是他年轻和受压处境下的产物。但他这一抛弃他父亲的行为却使他受到中山大学学生和俄国人的尊重。盛岳说：“这个声明发表后，我们无论走到哪，都碰到人们以极大的关注问我们：‘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13］
不久，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破裂，直接牵连了在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国民党要求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党籍的学生回国。蒋经国由于是共青团员，又由于其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宣言，而没有被莫斯科遣送回国。当然，蒋经国显然很想回国，但未能获准，而是成为了一名红军学员。他说：“我热切的希望回国。既然屡请不准，我在失望之余申请加入红军。结果获准加入红军第一师，驻地莫斯科，而我的身份是学员。在军中，我过的是一个普通士兵的生活。”［14］
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在随后的时间里，蒋经国不能和家人通信，几乎完全与中国隔绝了。他强忍思乡思亲之情，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军事训练中。“操练、装备、武器、战术、军纪等等，对我来说，一向不外是纸上谈兵。但当兵之后，我每天穿着整齐的制服，全副武装参加操练，并学习战术。久而久之，我对我的新生活又产生了兴趣。”［15］受训期间，他的确非常认真刻苦，对每一门科目都痛下苦功学习，不仅每一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好，而且还学会了野战战术和扎营。军训结束时，蒋经国以优异的成绩，获选为军中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并被苏联政府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政治学院深造。
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政治学院是一所高级军政学府，创办于1919年。该校学员大都来自军队的军政现役工作人员，有不少是苏联国内战争中有过功绩的人。而在该学院任教的也大都要么是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将领，要么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如担任战术的教官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图哈切夫斯基，经济学教员是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学院的学制为三年。学习期间，学院发给书籍、日用品，以及每个月150卢布的生活费。第一年的课程主要包括战术、军队行政、运输、地形学、大炮原理，以及军队政工。第二年的课程加入了军事战略、俄国内战史、西方军事史，以及苏共党史。第三年的课业重点在战术及战略。除了学习军事课目外，蒋经国还研习了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1930年5月，蒋经国从军事院校毕业。虽然他一生从未带兵打过仗，但他却拥有二级上将军衔，这或许多少与他正宗军校出身有关。
在中山大学和军政学院的学习使蒋经国逐步成熟起来，并对他后来的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留学苏联首先培养了他的刻苦精神。自莫斯科中山大学起至军政学院，蒋经国坚持早操，锻炼自己的意志。俄国人无论冬夏，都是用冷水洗脸，并且不用脸盆，都是在自来水龙头下洗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蒋经国和许多中国学生不适应，后来则形成了习惯。这种坚强的意志和刻苦精神，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留学苏联使他养成了集体生活的习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和其他学生一起过着集体生活。他们的寝室有十二张床铺，每张床上都摆放着一样的毯子、枕头、被单。此外，每个学生还有一个小柜，其他物件及私有零碎东西，都存于储藏室内。每天早起后，学生自己整理床位，扫除房间。这种经历，让蒋经国长期热爱集体生活，回国后无论是在赣南时期，还是在中央干校时期，他都喜欢和部下、学员打成一片。
其三，蒋经国在军政学院不仅系统地学习了红军的战略战术，而且真正领略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从军政学院的军队政治工作课程中，蒋经国认识到政治工作对党掌握军队，形成强大战斗力具有重要作用，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时期，蒋经国首先将政治工作运用于青年军，在青年军中建立起政治部，并亲自担任主任。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蒋经国又全面接手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将原来的政工局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
三 险遭枪毙
1927年底到1928年秋发生在苏联中国留学生中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从一些无原则的纠纷开始，被人为地发展成一个政治事件。许多中国留学生因此事受到怀疑、打击，其中有许多是相当著名的共产党人，如中共最早发起人之一的俞秀松。而“江浙同乡会”的负责人，则被认为是蒋经国。
“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起因相当复杂，它不仅同苏共党内的反派别斗争有很大关系，而且与中国留苏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密切相关。1927年暑假，蒋经国等人从中山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炮兵学校野营军训。在军训结束时，蒋经国、卢贻松、屈武、左权等人被分到了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或陆军大学，俞秀松、周达明被分到列宁学院，其他像黄仲美、朱茂榛、胡世杰、刘宜山、甘青山、郭景纯、周策、刘仁寿、张师等分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炮兵学校、步兵学校或飞行学校。尽管他们被分配在不同学校，但仍旧保持着往来。而俞秀松、蒋经国、卢贻松等来自江浙一带的学生，由于同乡缘故，每逢节假日总是喜欢聚在一起，或者下中国馆子，或者烧些家乡菜。由于军政大学和陆军大学的生活补贴较高，而步、炮、飞行三校生活补贴较少，于是有人提议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请生活补贴高的蒋经国等人把钱拿出一部分来，让生活补贴低的同乡们也能偶尔下下中国馆子。
9月初，生活补贴较低的学生就写信给蒋经国、卢贻松等人，说“储金互助会”已在莫斯科成立，请缴纳会费。卢贻松、蒋经国等人在复信中说：“‘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缴点，事实上亦可能。”随后，蒋经国和卢贻松还真托人把钱带了过去。“储金互助会”很快就成了莫斯科三校同学用来向列宁格勒同学“敲竹杠”的一个专有名词。［16］
同乡、同学之间互相“敲竹杠”本来就是一件平常事件，因此“储金互助会”的事在中大同学中当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江浙同学之间的，这些来往信件也没有向谁刻意保密。问题是，部分江浙同学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本来就让一些人多少有那么点儿嫉妒，再加上平时在学校中的一些矛盾，他们的这种“互助”方式难免会引起一些非议。
1927年10月，中共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团来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受组织部长李维汉的委托，对留苏中国学生政治及学习状况进行考察并提出改进意见。于是，他就前往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及莫斯科各军校向各校负责人了解中国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况。也就是在与各校负责人座谈的过程中，有人告诉向忠发说：“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及‘储金互助会’，两个是一个东西，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因为有谣言说步校只有三元钱，后陆大同学寄了几十元来，由几个人吃了中国饭。由此组织了小组，最初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又由半公开形成了一个神秘的组织。”“现在他们的组织及行动是绝对的秘密，比共产党还神秘。同时他们的分子不只江浙人，有军阀的子弟，有与第三党有关系的，有一部分是联共的所谓反对派，有一部分是怕死怕回国的分子。”［17］
向忠发听取汇报后，深感事态严重。随即，他一面令人秘密收集证据，一面向共产国际东方部汇报，要求东方部着手调查。但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说法并没有给予重视。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本身就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储金互助会”的事情早就有所耳闻，这不过是学生间在经济上的一种互助，因此他并不十分在意。
然而，事情很快因东大学潮发生了急剧变化。1928年1月，东方大学军事班的中国学员们因为不满校方的官僚主义的教学与管理方式，结队跑到位于克里姆林宫旁边的共产国际大楼前面去示威游行，要求东方部与联共（布）中央联手调查处理东方大学的问题。正在此时，向忠发得到报告，声称东方大学的学潮与传闻中的“江浙同乡会”有关。于是向忠发再次找到米夫商量此事，决定检查蒋经国等人的信件，并秘密派人到各军事学校去收集材料。［18］
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对蒋经国、卢贻松等列宁格勒中国学生的信件进行了检查，不仅发现了蒋经国等人往来信件中有关于设立“储金互助会”的内容，而且还发现朱茂榛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有讨论东方大学学潮的问题。负责秘密调查的格伯乌明确认为，这个名为“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秘密组织确实存在，他们有名称、有章程、有会费、有会员。此时，正好是联共（布）同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尖锐时期，人们对党内小组织格外警惕。格伯乌的证据让米夫非常吃惊，决心查清此事。并成立了一个五人调查委员会，动员学生检举揭发这个秘密组织。
在中山大学，学生内部本来已是矛盾重重，派别林立。米夫动员学生检举揭发“江浙同乡会”，立即在学生中引起了混乱与恐慌。到处都是小字报，你揭发我，我揭发你，陈绍禹第一个在墙报上就此事上纲上线，声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的人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集团。由于学校里与蒋经国等上届江浙同学关系好的同学还不少，许多与此有些关联的学生对陈绍禹的说法立即表示出强烈不满，学生间原有的矛盾和积怨迅速白热化起来。为了平息学生之间的纷争，向忠发亲自到中山大学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了；这个反革命秘密小组织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有会费，并且与蒋介石、第三党以及联共（布）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对于这件事今后再不许有什么怀疑，“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19］
3月24日，格伯乌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书面报告。报告称，“江浙同乡会”至少有成员22人，其首领是俞秀松、周达明和蒋经国。该组织有集中的指导，如中央委员会，并经常开代表会议。各个学校都有他们的人组织的支部。其目的是要夺取在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指导权，帮助已经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的中共机会主义领袖陈独秀、谭平山。报告据此提议，鉴于这个小组织的危害还没有十分扩大，应当考虑立即将这22个人予以逮捕。
1928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伯乌代表共同开会，商讨处理办法。在会议上，甚至有代表明确提出将“江浙同乡会”唯一的领袖（蒋经国）予以枪决。在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四方代表共同决议：开除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左权、尤赤、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张师、甘青山等“江浙同乡会”骨干分子的党籍和团籍，其中蒋经国、刘仁寿、朱茂榛和周策等四名首要分子交格伯乌拘押审查。
被指认为“江浙同乡会”骨干的卢贻松等人纷纷向东方部米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上书申辩，否认指控，并明确认为是有人故意兴风作浪。屈武、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等人也向中共代表团说明是他们提议“储金互助会”的，提议组织“储金互助会”完全是为了请陆军大学、军政大学中“感情较好的同志帮助我们改善生活”。被指责为组织负责人的蒋经国也向调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写信申辩，他在信中反复解释同学搞“助金互助”的经过，并一再说明自己和国民党以及他的父亲蒋介石已没有任何关系。他承认自己和一些同学关系较好，“过于着重同乡的情谊有些封建的”色彩，但他明确认为自己在忠实于中国革命和忠实于中国共产党方面“从不后人”。［20］
“江浙同乡会”不仅涉及许多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高层的重视。当时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布哈林特地向米夫询问了有关蒋经国的问题，并对蒋经国是“江浙同乡会”的首领表示了怀疑。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打电话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要求东方部提供有关情况并决定调阅全部材料。
1928年7月，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始亲自审查有关“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材料。8月10日，雅罗斯列夫斯基正式向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报告对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江浙同乡会”的章程、组织、反革命行动、帮助反动派等等所谓“证据”，逐一进行了剖析，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革命性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组织问题，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对于企图组织互助性质的小组织而未向党报告的党团员，进行必要的党的教育。9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共代表团停止利用此前一切与此事有关的材料，放弃追查“江浙同乡会”的一切努力和处罚有关学生的任何尝试。至此，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方才告一段落，蒋经国也因此逃过一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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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有多少个黄昏，独坐庭阶，思亲之情，久而愈切，漫漫长夜，不能入睡；不记得有多少次梦中惊醒，仿佛父亲招手慰语，音容一如健在之时；不记得有多少遍瞻仰父亲房中遗物，笔砚书籍，棉衣布被，捧奉抚摸，一股温暖直入心田，而悲怆不能稍抑。
——蒋经国
我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我哥哥则是为工作而生活。
——蒋纬国
他有权为欲所为，即使依他事实上所掌握的权力，他也有能力为欲所为，但他没有这么做，这不是一个没有眼光、没有气度的人所能做到的。以中国的现代史来看，哪一个人不争权夺利，一旦等到爬上最高地位时，哪一个人不刻意镇压反侧？但蒋经国却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朱高正（反对国民党最激进的“立法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