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的稀缺性，以及它与煤炭不同的应用需求，使其战略价值迅速提升。在美国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石油看做工业的重中之重。而最早充分意识到石油资源战略意义的国家非英国莫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通过海外投资获得了大量廉价的石油资源。其触角已经伸向了中东地区，到1914年英国垄断了伊朗南部的石油开采权，并和德国建立合资公司，共同进行巴格达和摩苏尔的石油开采，其中英国公司占有多数股权。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石油公司（BP）则发展为海湾两河流域的石油霸主。
西方世界已经开始步入石油时代，而此时的中国只在20世纪初的河西走廊由外国人打下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唯一一口油井。到1949年底，全国的原油产量不过12万吨，而在1870年，世界石油开采量已经达到了80万吨。从这个事实来看，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是远远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提并论的。这一点也成为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始终无法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西方国家疯狂扩张，争夺生存空间的结果。工业革命以来，自始至终伴随着顽固的殖民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初政客和商人的行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民族主义的高度膨胀，各种矛盾的解决通常都是以人类最原始的方式进行。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并没有真正的国际规则，大国之间所谓的妥协或联盟是以互相欺诈为基础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战争背后的经济博弈也逐渐成为国家竞争的常规手段。军备竞赛，资源争夺，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普通人更关注个人的命运。浮躁的情绪影响了一切，甚至连一贯理性的哲学界也流露出了自负的情绪。科学的飞速发展，让哲学家无比乐观，他们相信一切哲学难题都可以通过支撑科学发展的逻辑体系予以解决。
这种社会情绪的泛滥，使得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关注被忽略了。由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识，20世纪前40年，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大多缺乏责任心。关于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处于停滞阶段。不过，两次世界大战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战争人们逐渐意识到各国的利益是相互关联的，合理的国际规则对于各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人们试图建立起一个共同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解决矛盾和冲突。特别是欧洲人在经历了战争的摧残后，实力被大大削弱，他们迫切希望重新营造安全的国际环境。不过美国人并不这么认为，在战争中大获全胜的美国如日中天，极权思想高度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实施政治和经济渗透，并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格局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渐从政治层面延伸到了经济和科学领域，对气候变化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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