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则表明,成员数量较少的“小集体”较之成员数量较多的“大集体”具有更高的公共服务效率。将支出责任下沉到地方,有利于将财政决策纳入普遍的公共选择过程,强化财政决策程序的公共参与特征。
(2)重视地方政府的作用,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由此可以甩包袱。
在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边界时,总的原则是考虑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对于受益范围遍及全国、具有显著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全国性的公共服务,中央政府应负有主要的支出责任。
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原具有地方属性的公共品产生了显著的跨地区甚至全国性的溢出效应,如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以基本养老金为例,从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做法看,普遍由中央政府统筹资金的筹集和管理,从而使养老金账户具有了可携性。当全国性的养老金体系整合形成后,不仅有利于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也使养老金标准在不同区域之间趋向均等。而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养老保险由地方管理的国家。在碎片化的管理模式下,养老金账户跨省、跨市转移困难,对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以及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形成了负面影响。
下一阶段,为构造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合理的职能分工格局,可考虑将养老、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司法、食品药品监管、跨流域大江大河的治理和跨区域的污染等领域的支出责任,适度上划到中央。并藉此降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削弱财政部门自由支配资金的权力,杜绝“跑步(部)进京”的不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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