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5日，延安东关机场。这座不大的山地机场，此刻却显得无比重要。一架美国军用飞机腾空而起，开始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这是中共中央借助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执行的一次特殊飞行任务，飞机上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人物。机上有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赓、林彪、萧劲光、滕代远等20名中共高级将领。
这是毛泽东的一次调兵遣将。
机上的一部分同志，是中央政治局8月23日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组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对于陈毅来说，此次重返华东，心中还多了层意思。本来中央是让他去东北的，后来，考虑到华东更需要陈毅，毛泽东便找陈毅谈话。陈毅坦诚地说：“回华东去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
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没有事可以下棋嘛！”
于是陈毅答应下来，并请中央放心。
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1942年3月，饶漱石接替因工作需要而调回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临行前三天特地召集军分会、华中局的几位领导，当面交代：“华中局、新四军的工作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中心，他领导工作有经验，军队工作搞了很久。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由饶漱石代理，实际工作还是要依靠陈毅同志。”而饶漱石对此极为不满。194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在军部驻地安徽盱眙（今江苏）黄花塘召开整风会议。陈毅先作自我批评，然后听取大家意见。饶漱石则事先散布谣言，煽动策划，使会议变成了对陈毅的批判斗争，还发电报给中央，说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等，请求中央另派干部来接替陈毅的工作。然而，毛泽东是了解和相信陈毅的。针对此种情况，毛泽东电示华中局、军分会和饶漱石：“无论在内战时期还是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后来，陈毅到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此次陈毅重返华东担任军长及副书记。
就在陈毅赶赴华东的途中，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同时，中共中央对全国战略部署作了调整，要求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另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华东新四军（除第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江我军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山东分局与华中局合并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另成立华中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陈毅从延安所率返华中的军事干部亦到山东。中央要求陈毅“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罗荣桓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罗荣桓迅速去东北。
9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令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部3.5万人赴冀东，陈毅直接到鲁南组织阻止何柱国、陈大庆进攻解放区的战役。
10月4日，陈毅赶到山东军区所在地临沂，和在那里迎候的罗荣桓进行了亲切会见。此次相见，两人异常兴奋——他们是老朋友。井冈山时期，陈毅是红四军军委书记，罗荣桓是三十一团的营政委。“九大”以后，陈毅担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罗荣桓担任政治部主任。
两人久别重逢，有种难分难舍的感情，他们在紧张和匆忙中进行了交接。罗荣桓把自己的一床虎皮褥子送给了陈毅，陈毅则送了一件袖珍武器给罗荣桓。
罗荣桓走时，山东的绝大多数主力部队也开赴东北，包括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一、二、三、七师全部，第五、六师的主力，18个警备团和基干团，部分军政干部约6万人。只留下第四师、第八师2个师。与此同时，新四军第三师3.5万人，也由黄克诚师长率领北调出关。陈毅所能指挥使用的山东野战部队，实际只有5万人，加上警备旅和区县武装，以及华中方向新四军9个旅和军区武装，整个华东总兵力也才40万人。
这些部队也相当分散。有刚从华中调山东的；有刚从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的；有在某一地区活动发展多年，不愿远离“老家”的；也有干部过去对陈毅并不熟悉而个性很强，不那么“听招呼”的。一向开朗乐观的陈毅，此时确实感到肩上的担子有些沉重了，军情实在太紧急了。
陈毅在同部队官兵的谈心中了解到，部队中不少人还存在着和平幻想。所以他上任后主要是了解部队、教育部队，每到一处都要把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宣讲。当时毛泽东同志为了和平，已从延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陈毅告诉大家：“我们是力争和平的，但不能抱有幻想。反动派总是反动派，不打不倒！我们部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打’字上。反动派是不会真心实意和谈的，他们已经磨好了刀，准备向我们杀来。美国正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从天上、地上、海上向东北运兵。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大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决不允许反动派抢占胜利果实！”
每次，他都要讲重庆谈判，讲全国的战局，讲进军东北的意义。有不少人对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安全很担心。他告诉同志们，我们的仗打得越好、越大，对重庆谈判越有利，大家要坚定对敌斗争的信心。在一次干部会上，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是向日伪军大举反攻，扩大解放区，同时把守住山东的南大门，坚决粉碎反动派打通津浦路的企图，阻止国民党部队北上。”
陈毅的讲话使一些干部、战士心中存在的疑团解开了，立足点也高了，心也变得明亮了。各部队广泛喊起了“守住南大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口号，同时进一步发动群众，激励群众，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巩固了解放区。
深秋的清晨，已经有些凉了，战士们出操刚回来，驻地还显得十分宁静。
陈毅正在洗脸，张茜从值班室带来一份电文，上面写着：“第三方面军汤恩伯和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已进抵上海、南京，控制了宁沪铁路，正继续沿长江向南通、六合之线推进，妄图首先控制宁、沪、杭及津浦路南段，而后以徐州为前进基地，继续打通津浦线，向天津、北平及东北推进，同时分割山东、华中解放区。”
陈毅感到时局发展得太快，正像毛泽东和军委委员们分析的那样，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根本不顾全国民众祈求和平的愿望，只是在一味地抢时间“收复失地”。他思忖着，目前山东和华中的部队应干点什么，怎样来牵制时局，同时应作哪些调整。
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给他和罗荣桓、黎玉等，指出：“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顽军之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股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的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铁路方面，胶济路可以不用严重破坏。陇海路东段，只要顽军不积极封锁华中，亦不必以重兵破坏，应集中力量于徐州以北。淮南、淮北亦应集中力量于津浦路作战。隔了两天，中共中央又指示：“华北、华中解放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10月19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指出：精心组织津浦战役，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要求“组织一支至少3.5万～4万人的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适当地区占领铁路一段，并向南北扩大占领区，然后选择时机，歼灭蒋军一两个师，打一个好胜仗”。10月22日，军委又指示：“山东、华中两地应该各有一个主要作战方向。如你们能在山东、华中打几个好的歼灭战，则对整个局势将起大作用。”
上面所引电文中提到的“顽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军队的简称，也就是“蒋军”。
直到此时，陈毅才感到这段时间自己踌躇的心终于踏实了下来，这么长的时间，自己总是不踏实，总是在寻找什么，原来正是要寻找毛主席与中央军委所指出的方向。于是遵照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决定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立即北移山东。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全盘工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后，华中另组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同时成立华中军区，隶属新四军建制，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苏中、淮南军区及2个独立旅和8个军分区。
同时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兼任司令员，谭震林兼任政治委员，刘先胜兼任参谋长，钟期光兼任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共四个纵队。第六纵队由王必成、江渭清分别任司令员、政治委员，段焕竞任副司令员，陈铁君任参谋长，刘文学任政治部主任。第七纵队由姬鹏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藩任副司令员，杜屏任参谋长，卢胜任政治部主任。第八纵队由陶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清任副司令员，伍洪祥任副政治委员，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第九纵队由张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饶子健、杜新民任副司令员，姚运良任参谋长，王学武任政治部主任。
对苏中和淮南军区的领导亦作了调整：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参谋长胡炳云，政治部主任陈时夫；淮南军区司令员周骏鸣，政治委员肖望东，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从学，政治部主任余立金。
此次整编和调整，统一了领导，同时组成了野战军，适应了未来形势发展需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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