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副教授。北京市委党校的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是区域经济和首都经济，参与国家、北京市以及学校的科研课题十余项，主持和完成中央党校重点课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各一项；参与编写的专著四部，与人合著专著一部，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30余篇；曾担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理事,现任北京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

　　《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区域：北京世界城市的区域经济合作》从世界城市的发展过程来看,世界城市不是一个孤立的大都市,而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大都市圈———全球城市区域。因此,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一个通过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扩大辐射和影响范围,由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成为大都市圈,形成全球城市区域的过程。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中最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区域：北京世界城市的区域经济合作》从理论、背景和实力、区域实践三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达4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从3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阶段，如果错失机遇、延误发展，就可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冶。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原有的优势正在衰退，制约因素在不断增加，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抓住眼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迎接挑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实现以下四方面的转变。
　　（一）由“库兹涅兹增长”向“熊彼特增长”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来划分，我国经济增长可以具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我国开始进行农村改革，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原有的技术和资源背景下，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两个剩余”，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这不仅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且为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实现了农村财富增长的飞跃。由于英国人亚当·斯密是最早提出和分析这种增长现象的经济学家，因此，这种动力源自分工和效率提高的增长方式，被称为“斯密增长”。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党中央决定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取消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建立、健全，我国通过吸引外资与先进技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等手段，使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将这种经济高速增长现象，归因于人口红利、资源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实现经济结构从农业主导型向制造业占主导地位转变。因此，这种经济增长被称做“库兹涅茨增长”。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最大的资源优势就是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为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向沿海开放地区，形成“民工潮”，使“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46.5%。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成本外，就是人口红利（指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也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冶，在这一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依靠这种人口结构比例获得的经济增长收益）。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将促使经济增速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使经济增速2.3%，而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在8.6%左右。也就是说，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人均GDP增长贡献达26.8%。人口红利除了在生产领域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外，对社会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也很大。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研究认为，处在人口红利期的中国，每年劳动力供给总量约为1000万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为拉动购房需求和储蓄积累提供了强大动力。由此可见，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一直享受着巨大的人口红利。然而，随着出生率的不断下降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在不断减慢，即将达到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根据中国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的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然后总量开始下降，预计2030年将下降到67.42%。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负担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的人口负债期。据民政部门统计，我国老年人口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十二五”时期随着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与此同时，制度变革、要素投入、经济全球化等因素所提供的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也在不断下降。由此可见，“库兹涅兹增长”的动力正在逐渐衰减。我国经济增长必须进入第三个阶段，实现由“库兹涅兹增长”向“熊彼特增长”转变。“熊彼特增长”是由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熊彼特认为，可以把经济区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所谓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即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加，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则不能称做经济增长。因为它没有产生质的变化，只是一个过程的重复。从本质上讲，创新是发展的本质规定，创新必然会出现质的变化，因此发展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由此可见，实现由“库兹涅兹增长”向“熊彼特增长”转变，就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二）由资源环境粗放型向资源环境集约型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走的是一条资源环境粗放型的道路。这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选择，也是任何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都必然会选择的一条路径。循着这条道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赶超，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2011年3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生产国，这是根据美国环球通视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这份研究报告估计，201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打破了美国连续110年占据世界头号商品生产国的历史。美国竞争力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德博拉·文斯·史密斯强调，中国取代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占据的位置，美国“应该感到担忧”。实际上，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据史料记载，在183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出中占近30%，直到1850年左右，在工业革命的支持下，英国才后来居上成为工业产品的头号生产国并占据了这个位置近50年，其后美国超过英国开始了作为世界最大生产国的漫长历史。这次重归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位置，对我们来说，既有喜悦又有苦涩。喜悦的是，我们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苦涩的是，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据统计，我们的每万美元产出消耗矿产资源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资源消耗固然能换来一时的高速发展，但是也埋下了隐患。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环境容量狭小的国家，如果长期以牺牲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则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环保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我国45种
　　主要矿产，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开采下去将很快枯竭，以后都将需要进口。石油是工业的血液，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石油需求持续攀升。
　　1997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10%，2004年原油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达到1.227亿吨。2009年，我国全年进口原油2.0379亿吨，在首次突破2亿吨的同时，原油对外依存度也超过了50%（国际上一般将50%看做原油对外依存度“警戒线”）。2010年，我国进口原油持续上升，达到2.39亿吨。2011年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11年全年共进口原油2.5378亿吨，较2010年同期增长了6%，对外依存度连续三年超过50%。中石油集团旗下《中国石油报》曾发布预测：“十二五冶期间，我国石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加，石油对外依存度很可能越过60%，甚至更高。这预示着未来我国将会有庞大的能源需求，对进口石油产生更强的依赖。再来看环境，近些年来，随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商品被销往国外，不计其数的污染也留在了国内。这些污染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既有随处可见的工业废水、废气、垃圾，又有难以察觉的重金属污染、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水，但是由于长期超负荷排污，我国的水体污染严重。据国家环保部发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经济最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长期向近海水域排污，毗邻长三角区域的东海近海岸海域水质跌到了极差的程度，呈现中度污染，四类以上污染海水占50%；我国的内海渤海，也由于环渤海的各省份长期排污，致使水质处于中度污染，四类以上污染海水占24.5%。此外，我国地表水污染较为严重，七大水系总体呈现轻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
　　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产生了内部“倒逼作用冶，要求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由资源环境粗放型向资源环境集约型转变。2009年12月18日，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全世界庄严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要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总理的承诺，不仅使我们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暴露在全世界的监督之下，而且产生了外部“倒逼作用”，加大了我们由资源环境粗放型向资源环境向集约型转变的紧迫性。
　　（三）由以低端产业为主向以高端产业为主转变
　　我们这里所说的低端和高端，主要指的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绝大多数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长期以来，我国凭借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低廉的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在22个工业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有15个大类名列前三。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中国的制造业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条的低端。从劳动生产率及附加值的比较来看，中国目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另一个综合指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3、22、11个百分点。即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水平也低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及西亚和欧洲的发展中地区。
　　产业链的核心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教授1985年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价值链”。波特教授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是由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增值活动组成的，它包括研究开发、设计试制、原材料与设备采购、产品生产、运输、仓储、营销、服务等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状结构，即价值链。在这个链条中，各个环节在产品价值分配的额度是不一样的，各环节附加值有很大的差异。我国台湾企业家施振荣形象地将这个链条描绘为一条“微笑曲线”（见图3-1）。通过这个“微笑曲线”，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价值链的中间是生产加工制造环节，是附加价值最低端，两边逐渐翘起，各环节的附加值逐渐增加，初始和最终的两个环节研发和品牌是附加值的最高端。根据价值链理论，我国香港学者郎咸平通过对中美产业情况的分析，认为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世界制造大国，只是一个处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制造大国。把中国的制造业与美国的制造业相比较就会发现，在整个价值链条中，中国只占据了生产加工制造环节，其他的环节都掌握在美国手中。而生产加工制造，不仅是价值最低而且也是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环节。中国要向高端发展必然会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生激烈的竞争，郎咸平认为，整个世界将进入“产业链战争”的时代。在这场“战争”，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绝不会轻易放弃已有的优势地位。要打赢这场战争，我们除
　　了要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树立品牌意识、通过竞争努力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国家层面上，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抓住并用好难得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通过开发和掌握核心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来说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它们在危机初期就已经把目光锁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高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产业作为突破方向和增长引擎，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技术创新成果应用、谋划新产业发展布局，希望通过发展新技术、培育新产业，率先走出危机，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谋求掌握发展的主导权。看美国，2009年2月，奥巴马签署《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推出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主要用于发展新能源、生物医药、混合动力汽车、信息和航天等产业；2009年9月，美国政府出台了《美国创新战略：驱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报告，突出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掀起了以新能源为主导的新兴产业革命。看欧洲，欧盟委员会继2006年在《创建创新型欧洲》报告中提出创新型欧洲战略后，进一步提出了欧洲广泛创新战略，强调把对知识的投资转化为创新型的生产和服务，将低碳产业列为新兴产业的重点，制订了战略能源技术计划，以发展世界一流的洁净、高效低碳技术。再看日本和韩国，日本政府在2009年紧急出台了《数字日本创新计划纲要》，将信息通信、节能和新能源开发、环保、宇宙航空、生物工程、纳米材料、海洋开发等作为重点扶持领域，推出了环境能源技术创新计划、新经济成长战略、低碳社会行动计划、扩大利用太阳能发电的行动计划、海洋基本计划等。韩国制定了《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将绿色技术、尖端产业融合、高附加值服务三大领域共17项新兴产业确定为新的增长动力，加大政府对生物制药、机器人技术、新型半导体、绿色轿车、脱盐设备和发光二极管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消散，新一轮全球竞争的序幕已悄然拉开。只有抓住眼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抢占新的发展制高点，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发展，中国才可能在全球经济版图上巍然屹立，否则将再次拉大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
　　……

第一章 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相关研究综述
第一节 对世界城市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的解构
一、世界城市概念的启示
二、世界城市与大都市圈
第二节 世界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形成
一、世界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渊源
二、世界城市发展的实践
第三节 中国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一、上海：世界第六大城市圈
二、北京：从“大北京冶到”首都经济圈冶

第二章 区域经济合作：考察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视角
第一节 区域经济合作：一个世界城市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的方面
一、区域经济合作：一个不确定的概念
二、区域合作与世界城市建设：一个理论模型
第二节 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的世界城市建设
一、世界城市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二、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世界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三、对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情况的评析
第三节 对策建议：关于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
一、出发点和落脚点：全球视野和中国特色
二、针对性与具体化：在不同的区域范围、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

第三章 背景与实力：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机制
第一节 中国崛起：区域合作的国家背景
一、大国标志：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
二、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
三、转变发展方式：中国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 软实力：北京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能力
一、硬实力：北京资源禀赋的短板
二、软实力：北京资源优势的新视角
第三节 软产业：北京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集群
一、对软产业的解读
二、软产业集群：北京正在形成的产业优势

第四章 城市规划与布局：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第一节 城市规划：北京城市发展的指挥棒
一、北京城市行政区域面积调整
二、北京市城市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第二节 产业布局：北京产业集聚与辐射的空间基础
一、北京市产业布局的沿革
二、北京产业的集聚与辐射
第三节 城南发展：建立北京区域经济合作的“桥头堡冶
一、城南：北京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冶
二、新机场建设：与河北形成紧密经济联系
三、京津高速：连接北京、天津的纽带

第五章 京津合作：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合作的关键
第一节 双城记：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大优势
一、从“零和冶到”共赢冶：关于经济中心之争
二、京津合作的基础：天时、地利、人和
第二节 京津合作亮点：中关村与滨海新区
一、中关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二、滨海新区：全国最大的改革开放试验区
三、强强联手：中关村与滨海新区的合作
第三节 京津共同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一、金融实力：京津共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
二、OTC股权市场：京津共同建设的金融市场

第六章 区域腹地：首都经济圈与环首都经济圈
第一节 首都经济圈：京畿之地
一、区域范围的界定：从京津冀都市圈到首都经济圈
二、合作的基础：从“虹吸冶到”溢出冶
三、一个合作的范例：曹妃甸新区
第二节 环首都经济圈：河北与北京的同城化
一、强化环首都经济圈：河北发展重点的演变
二、特殊优惠政策：三个环北京新城的建设
三、必须破解的难题：环首都贫困带

第七章 环渤海：以北京为龙头的大城市群
第一节 中国经济新的“带动极冶
一、历史回顾：环渤海概念的由来
二、优势何来：龙头城市圈的带动
第二节 正在崛起的环渤海城市群
一、龙头与两翼：京津冀都市圈与两大半岛
二、中西部概念：山西与内蒙古

第八章 东北亚经济圈：北京世界城市区域合作的国际空间
第一节 北京走向国际的桥梁：东北亚经济圈
一、破解东北亚经济圈
二、四国合作与多国联系
第二节 四国合作：中国、两朝和日本
一、朝鲜与韩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二、中日合作：两个亚洲大国的对弈
第三节 多国联系：俄、蒙及中亚五国
一、中俄合作：两个新兴经济体大国的战略合作
二、中蒙及东亚五国：互补、互助、相互提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