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回忆录》：
一、我幼年的时代背景与献身革命的经过
我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清光绪九年，公历1883年），那时中国与世界交通已达百年，因一切不图进步，故事事相形见绌。在我的幼年时期，中国正处于政治窳腐、军事失利、经济落后、外交无能的极度黑暗时代中。清政府黯于时势，当维新而不维新，有志之士咸认政府即亡国之前导、救国之障碍，无不义愤填膺，期以改造政府挽救国家为己任。但因主张不同，遂有保皇党（又称立宪党、维新党）与革命党（初称兴中会，继改组为同盟会）之分立门户。前者以康有为先生为首，主张君主立宪。后者以孙中山先生为首，主张民主共和。
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立宪，受慈禧太后之阻挠而一蹶不振。慈禧之所以一意阻挠立宪，乃受中国四千年传统的家天下思想所驱使，为了维护子孙帝业，即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殆至我革命党之力量屡仆屡起，澎湃全国，清廷方图于癸丑（辛亥后二年）立宪，已不及措。后人每有谓“戊戌立宪，万世帝王，癸丑立宪，国破家亡”，这实在是对领导失时者之真实写照。
中国四千年来君位传子专制的家天下思想，不只铸成了政治的保守，抑且阻碍了物质的发达，中国的贫穷，实以此为根因。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并且十分相信我这个看法。有人说中国文化不注重发达物质，反对奇技淫巧，即妨碍了发达物质，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不公平的批评。因为中国文化提倡“正德利用厚生”，“正德”是以德显能，“利用”是以物养人，“厚生”是美善人生，最注重发达物质。“孝悌力田”，即是重农。“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即是重工。至排斥奇技淫巧，不是指发达物质说，是指在不适于人生处耗费精神说。中国由古以来教民生活，不贵异物贱用物，不做无益害有益，这话反面是打击奇技淫巧。正面即是提倡发达物质。唯实现正德利用厚生，必须是天下为公的政治，不幸中国君位传贤只历两代，为时一百六十余年。即变为传子，一私一切皆私。在此君位传子的专制政体下，很难父贤子贤孙孙皆贤，为保持不贤子孙的君位就要忌妒民间的贤能。此所以中国历代民间发明虽多，不只得不到政府鼓励推广，反遭到政府的打击。此等行为，尤其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以后为最。继秦两千年来的政权，做法虽变，但均师其意。盖中国当时无敌国外患，所虑为其子孙君位之害者，就是中国人民，因而一味施行愚民弱民的政策，不只是物质学问不能发达，即精神学问亦成了民间的产物，而不是政治的产物。
中国儒家的学问，“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发达物质的最高动力，亦是道德能力精神物质合一的圆满道理。中国由古以来，说人民的幸福，一为寿，二为富，三为康宁，四为攸好德，五为考终命。亦必须加大生产力，真正为发达物质的动力，其余寿、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亦均须发达物质来完成。所以说中国物质科学不发达，不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是被君位传子专制政体的政治力量所枷锁。明末李自成造反，就是因政府忌妒他富而好施迫成的。
为笼络才智而开科取士，亦为维护君位的一个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发展到八股文时代，可谓极尽控制人思路、耗竭人脑力的能事了。我就读私塾时，尚习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脑中是悬崖绝壁，有时苦思终日，写不出一个字来。不同于研究科学之有道路，有阶梯。所以我常说：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我十九岁时（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历1901年）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乃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越三年，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山西那一次共去了二十个人，其中我和姚以价、张维清三人是北京清廷给以公费，其余十七人是省给以公费。当出国之前，山西巡抚（俗称抚台），张曾敭等所谓五大宪（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人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其极尽诋毁之能事。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比至旧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益諗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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