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苗界／苗疆内部居民间族属差异的懵醒
清水江流域族际间的交往所体现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关系，不仅是指汉族与当地土著间的关系变化，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带动了流域内部各土著间关系的变化，导生了彼此间族属差异意识的觉醒。
尽管明清时期政府都曾出于“新疆／苗疆”安宁的政治考虑，时不时禁令“夷汉间”往来，划定一条民族间交往的边界禁区。尤其是清乾隆年间禁止汉人进入“牛皮箐”（今雷公山及周边地区）地区，但禁令的效果在时间上并不能持久。即便产生了一定限制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因“民间”各民族的自然交往，这道禁令也无形地松弛消解；且禁令规范的地区也只是针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局部性的政策并不支配总体变化动向，因而清水江流域总体上形成了民族间开放性交流大格局。其结果不仅如上所述涉及汉夷关系，也微妙地影响着苗界／苗疆内部居民间的关系，使生活于流域内特定地理区间的少数民族产生了“他者”的认知，萌生了“人们共同体”的自我意识与定位的朦胧意向，从而开启了朝向本民族共同体衍化的历史进程。
清水江流域内朝向本民族共同体衍化历史进程的痕迹，在汉文献中有明显体现。一方面对流域内居民名称的指称的外延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名称却越来越多。宋元时期没有关于清水江流域原住民精准的描述，只有笼统的泛称。陆游、朱辅的视野是从东北往西南观察旁及清水江流域，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辰、沅、靖州蛮有狍獠、狍榄、有狍偻、有山徭、俗称土著。”在朱辅《溪蛮丛笑》中指涉至的五溪南部诸蛮中，有仡佬、瑶、苗、僚、伶佬等，而范成大、周去非则是从西南往东北观察旁及清水江流域，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大致涉及这一地区的“西南诸蛮，……曰羁縻州洞、曰猺、曰獠、曰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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