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村的大队长、支部书记都是复员军人,支部书记老张还是抗芙拨朝志愿军中的三级英雄。但因为他们是大队长、支部书记,他们在“四清”运动中就理所当然是革命对象了。工作组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揭发时,揭出他们多吃、多占等一系列耸人听闻的事情。比如大队亏缺几万斤粮食,过春节时队干部每人私分了几十斤肉。但拿这些材料和大队长、支部书记见面时,他们却大多不认账,任凭群众怎样批斗,也不多承认一点。碰到这种硬骨头,工作组有点头疼。春节放假回家时,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成家,就o告奋勇留守村里,自己用火炉烧点东西吃。工作组离村前,队长授意同志们给我买了一些年货存着,几位细心的女同志还去买了许多零食,说无聊时就嗑瓜子。大年初一那天,有人来报告,说大队长邀集一帮人在队部开会。我觉得有点蹊跷,工作队进村后,生产队、大队都安排了抓生产的干部,而且明确规定,队干部一切活动都要取得工作组同意。大队长怎么能私自召开会议。当我赶到会场时,已是正午时分,大家已经散会。这件事不大也不小,如果不问清楚,大队人马回来之后不好交代。于是我让人去把大队长找来,一见面他就道歉,说不知道我没有走,所以事先没有向我报告。我问他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他说马上开春,小麦要施返青肥,工作组回来后,运动任务大,怕没有那么多时间,就动员社员把肥先送到地里去。我问他除此以外还谈了些什么,他发誓绝没有说过一句埋怨运动或对运动不满的话。我让他坐下,说他至少想借此表示一下我这个大队长还没撤,工作还在抓。对这一点,他不太否认,因为我没有说他对抗工作组,他还能接受得了。
可是,这件事却使我想起一个问题,设若大队长讲的话是真的,他开会的目的确实是因为春耕,那么,对这个干部和这件事应作如何评价。这又使我联想到村里另一名主要干部,即支部书记老张。他态度不好,顶撞了工作组,被停职反省。但是揭发他的问题时,群众在工作组的鼓动下慷慨激昂,揭了许多问题,可是一梳辫子,却大多是不能落实和上不了纲的,也就是落实的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现在他在家里就经营他那点宅基地,其他什么也不干。原以为他民愤很大,可是民愤在哪里?还不是来自工作组的煽动。大年初二的晚上,我让人去把他请来,让他平心静气地谈谈村里的情况以及他的想法。他问我想听什么,我说什么都想听。他说,这个村里困难时期饿死了十多个人,可是当时粮食搞一平二调,大队收下粮食还来不及分给老百姓一上面就来拉走了,说群众不够吃再补回来。开春粮食家家都奇缺,原先有点病的,不经饿,就饿死了。这些都是上面干的,现在都怪生产队长,实在也不太公平。我问他们家里怎么样。他说老父亲生病在床,没有钱治疗,家里没有粮食,靠小孩他妈去挖野菜。老父亲有病咽不下野菜,一家人干着急,要不是靠一个侄儿在北京工厂当工人,每月捎回来点粮食,父亲不也会饿死吗?他讲了他家的情况,也讲了他自己的情况。大跃进时期他并不在村里,是在通县一个厂里烧锅炉,三年困难开始后,他被遣散回来。1961年冬天社教运动调整班子时他才当支部书记的。村里饿死人时,他还没有当支书。不过,他对村干部难当,颇具同情。他说工作难做,百姓连种植自由都没有,更谈不上分配了,怎么能有积极性,谁种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种地过不了好日子,谁种?最后,他说感谢工作组罢了他的官,让他休息一下。他说给我扣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可我连什么叫资本主义都不知道,连卖两个鸡蛋都是资本主义,有条件吃点好的也叫资产阶级思想。那么,咱们无产阶级都注定要吃坏的,要永远过穷日子?
……
展开
——陈高华《北大五年(1955—1960年)》
陈建中在骨子里是个民族主义者。当年在中六组与美方合作心战广播时,他就多次教导下属与美方合作要坚守国家立场,绝不能奉迎迁就,更不可看洋人脸色。他对“台独”也是深恶痛绝。1990年秋,陈建中在得到台湾当局默许后,从香港直飞北京。当陈、习两位八旬老人在钓鱼台国宾馆重逢时,双方久久相拥,泣不成声。那一刻,不知陈老先生是否还会记起他当年的联战?
——谷晓晖《陈建中与中六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