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式毁家抒世难6月，周恩来在其作文《广募救国储金致友人书》中写道：“然子产存郑，未动甲兵；勾践沼吴，惟恃教育。男儿爱国事丛丛，岂必枪林弹雨中。卜式毁家抒世难，义声唤起待洪钟。”秉董狐之笔，执春秋之义9月中旬，周恩来在作文《（校风）报传》一开头写道：“传闻记实，宣之众者，谓报也。在昔有蝤轩之创，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国风雅颂，皆报类也。然传之不广，实未足比乎今日一日千里，洛阳纸贵之报章也。守正不阿，严于褒贬，秉董狐之笔，执春秋之义，上报也；惟善是彰，惟恶是隐，持一见，虽败勿悔，刃锯加身而不惧，中报也；至传闻失实，随声附和，则自哙以下矣。”孟子言义不言利秋天，周恩来写了一篇题为《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的作文，对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和18世纪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全文如下：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成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于沸点，而昏昏愦愦之睡狮，亦如霍然醒者。然一按其实际，则所谓救中国之根本计划，又非是道焉。盖今之所谓战者，乃由于日人之逼我甚，不得已而欲出此耳。是他动也，非自动也。逮一旦地割矣，矿采矣，风平浪静，时过境迁，又复闭门扫轨，鼾睡如故，则乌得谓之醒耶！又鸟得谓其为根本之计划哉！然则补救之方法何由？间尝采忧国者之言，因而论之，大抵不出二途：一则以中国维新亦已十余载，政体已更，欧美之法非不行于中国，而国之弱也贫也如昔。其所以贫弱之原因，则由于人心堕落，民德沦丧，故欲救中国之不亡，必自正人心始。一则以中国地大物博，为五洲之宝藏，其所以衰者，由于人民谋利之不臧，秉政生财之乏术。果国富则民必强，民强则国斯兴矣。斯二说也，吾成取之，引其证以论之，则知二说不可偏废，而必折衷采之行之，以救中国也。夫子舆氏之言义不言利，乃正人心之所本也；司密氏之言利不及义，斯富国之佐证也。然二氏之说尽善矣，法之者尽关矣，而主其说者，则未尝求二氏之心也。子舆氏处战国分崩之际，人心涣散之日，不有言义者以正之，则鲜不为大奸慝。是故孟氏继孔氏之后．大声疾呼，以传仁道，而华夏之命运遂得以延四千年而不衰。其所以不言利者，则当时趋利之徒娟集，民富廪足，固毋庸再为之筹谋利之方矣。司密氏届欧洲食少民众之世，英伦穷困之日，欲求补救之方，则舍谋利不为功。是故《原富》书出，洛阳纸贵，大陆风行，不数年英遂以富强之国呜于世，法之者亦复称富。而其所以不及义者，非不主义者，乃时际文化方兴之日，民德增长之期，斯说也非要图耳，故不及之。若夫中国之今日，财尽矣，德衰矣，司农有抑屋之悲，君子有道丧之慨，言利则德不足以副之，言义则民穷足以困之。是非二氏之说而法之，不足图根本之补救。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一则崇尚教育，涤除恶习，使国民之德性日益张，而达于尧天舜日之境；一则振兴实业，厚培民生，使国民无不恒之产，国家有仓廪之余，而比隆于欧关。秉国钧者果能并采而行之，则今日东邻之要求者何足虑；白祸之恐慌，又何足忧。亡羊补牢，固未为晚①，桑榆之收，亦非失策。安知二十年后，中国不复扬其旧有民德，发其未开之宝库，以角逐于天演界中，而应黄祸之谶哉！不然编乎一端，言义者必达民穷财敝，坐待他人鱼肉。如非洲之黑人，美洲之红种，心虽善而力不足以使之成国家，为奴为隶，卒至无可吁之天。言利者必至终日奔走于利禄之场，持盈握算，任人瓜分，如漂流四散之犹太族，虽拥巨富又奚能救其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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