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次的关联问题
人们一般会问伦理与文化有何关系，管理又和伦理与文化有何关系，也有学者会问理解此等关系又有何等意义，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所面对的经济，所从事的管理与行政又有何等意义？虽然我对此等问题在我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文化伦理管理》一书里，已有部分相当重要的解说，但显然进一步作出更透彻的解说是必要的，因为人类社会已走到必须充分与全面说明一个问题的时代，也到了一个系统地理解人类自主与自觉行为的合理性根据与理由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必须凭借信心信念甚至信仰过日子，但另一方面却不能不面对他者的挑战来克服由之而起的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使我们的信心信念与信仰得到理性的支持、知识的支撑与智慧的依托。即便是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可以有一个理性的公共空间允许不同的成熟的宗教信仰能够多元一体地和平共处，和平论辩，共同谋取进步而受惠，相互借鉴而得益。所谓一体，指人类整个的物质生活世界。所谓多元指不同的精神形态以及不同自觉的表达方式。所谓和而不同，不同而和，所谓理一分殊，分殊而理一，所谓一致百虑，殊途同归。
康德的道德形上学
我想先透过道德哲学的一些问题的探讨与批判来凸显伦理与文化、管理与伦理的关联。近数年，我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开设硕博士班课程讲授康德与儒学课程，从知识、价值与道德三方面对康德的哲学体系与儒学（家）传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的理解。其中关于康德哲学的道德行为的形上学基础问题显然是康德一生最关心的事。此一基础经康德自己的分析应放在人的自由意志（free will）上面，人有自由意志能够主导人对善恶的选择，且能产生善行。自由意志故为善之意志，又为道德意志，因其能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善行规则提升为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的道德律（moral law），犹如普遍而必然的自然律。但有两个重大的问题值得关注：在自由意志如何去分辨善恶而择善固执？它又如何能区分可必然化与普遍化的善行规则与不可必然化与普遍化的善行规则？显然，自由意志必须先行假设人在经验体验中已有能力分辨何谓善何为恶，并实际已做此分辨，且进而分辨善恶的可必然化与普遍化的规则与善恶的不可必然化与普遍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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