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手策略，一方面是刻意压低实际产出，使之低于产能，另一方面经理人也得设法膨胀销售成本。后面这个功能的执行堪称完美，让人赞叹；诀窍就是系统地向广告学习，再三问津于营销。广告每每诉求“人的忧虑及羞耻感觉”，这虽然毫无体恤之情，但却效果极佳，借此“巧妙地操纵限量生产，并以更能获利的价格出售——自然这是以社会大众的负担为成本”。在这一过程中，在众多“浪费的做法与产业的徒劳之举”当中，又以“销售术”为“最为醒目，或许也是最为阴暗的”一种；根据丹尼尔·贝尔的理解，凡勃伦等于是坚定地认为，“消灭销售术及相应而生的所有大量配备安排与措施，可望使得整个商业社群的资本收入减半’’113。我们在下一章将可以读到更多的理由，我将表明为何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凡勃伦的论点。凡勃伦敏锐地沉浸于一个现象，他看出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系显然没有送货到府的能力就是没有能力让科技条件充分发挥其生产潜能，并且同时满足人类福祉的需要——凡勃伦构建了极其重要，并且足以作为日后议论所需的参照论点。
学术成就若要更上层楼，诸如此类的批判思绪显然还不够。由于他们的激进信念使然，学界改革派总是显得太过于锋芒毕露，埃利如同其他改革派一样，稍后学乖了，他的思绪趋向于中庸，而他的学生贝美斯遭逢重创；至于凡勃伦自己则被边缘化，而不是被人尊重。为了争取专业自主空间的正当性，这些激进改革派与高校校长阶层及董事会产生了许多摩擦；并且，饶富意义的是，他们与同事之间，也互有冲突。相关的记录文件相当丰富，显示社会科学界的激进分子，其实已经有效地被驯服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校方的压力指向社会科学界，其后，保守派与中庸派当道的专业社群领导阶层小心翼翼，他们给予的支持可说是零零星星，这就相当清楚地表明，学界的自由有其限度，领导人所愿意捍卫的政治异端，范围也相当有限。”这一事实与后面的情况齐头并行：有色人种以及（还算稍稍容许的）女性几乎全部被排除在新兴的研究型大学之外，这类大学对于犹太人及天主教徒的偏见也到处可见。周遭氛围既然如此，原本应该自然形成的环境不再自然，那么学界人士对于“传播”（以及其他任何领域）的激进旨趣也就避之唯恐不及，这是可想而知无足为奇的，即便这些旨趣只是略有激进色彩的粗糙凿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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