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沿江开埠：近代湖北城镇转型发展的契因
近代以前，中国城镇发展的基本规律是行政中心型优先发展，即一个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与其行政地位的高低成正比，城镇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政治军事力量的推动。在传统农业社会，决定城镇兴衰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城镇在王朝行政体系中的等级地位，王朝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导与行政推动是那个时候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此规律的作用下，城镇的政治职能十分突出，往往超凌于经济、文化功能之上，成为城市最主要的职能，这种等级分明的城镇行政体系一直保存下来，并不断被后世王朝加以巩固和完善，元代以后便形成了等级森严、划分细密的城镇体系，即：首都——省会——府（州）——县四级城镇体系。
前近代时期，我国城镇的发展一方面受到行政力量的推动，使之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另一方面，南宋以后，县城以下的市镇大量涌现，特别是江南地区，这些“新兴市镇”的发展多与农业经济的发展、粮食商品化率（或余粮率）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农副产品区间贸易的繁盛等因素有关。这些“新兴市镇”展现了新的城镇功能，其发展的动力机制也与行政型城镇大有区别。不过，就湖北地区而言，在汉口开埠（1862年）以前，府（州）县治所仍是城镇的主体。
前近代的湖北地区，城镇体系具有鲜明行政等级色彩，其大致情形如前文所述。
武昌自元代起即成为湖广省会，这一地位一直延续到清代，故武昌从15世纪起就成为区域行政中心型大城市，与南京、苏州、广州、成都等区域中心城市齐名。清代的武昌理所当然地成为湖北地区的中心城市。那时的武昌是一座典型的行政中心城市。高大厚实的城垣，巍峨的城门，环绕城墙的护城河构成湖广省城的基本轮廓。城内纵横有序的街道，沿街林立的官署衙门，整齐排列的里巷，以及时常响起的钟鼓号角，都表明这是一个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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