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1995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及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长期为《华尔街日报》中文网、FT中文网、财经网，以及《东方早报》、《文汇报》等撰写专栏，发表时评。

    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了中国崛起，但也让政府统御市场的中国模式逐渐成型。
    政府试图调控一切，但结果却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种种怪现象：中国的广义货币泛滥成灾，但许多企业借不到钱，高利贷盛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中国股市跌跌不休，投资人未能通过股市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在国民收入的三大构成部分中，政府财政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占比逐渐减少，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正在发生，等等。韦森教授以深厚的经济学修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梳理中国经济现状，探察各种乱象的根源，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
    说到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一人一票”。韦森教授在书中以中国经济当前困境和西方的宪政发展史说明，民主首先是限权，尤其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回看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民主历程，第一步无不是抗税。相比之下，中国的税务“利维坦”正在逐渐成型，在中国，政府可以征任何一种税而无须经任何人民代表同意，这种现状必须改变，管住政府的攫掠之手是民主的下一步。唯此，在国外买中国货比在国内买更便宜，吃个馒头还要交17%的税的荒唐现实才可能改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4万亿”仓促上马，时至今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弊端尽现。刺激经济增长下一步必须减税。
    近年，政府一直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不首先转变政府的治理方式，经济方式就不可能转变。政府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政府不能替人民花钱，政府如何花钱要受到人民代表的约束，要用预算民主约束政府花钱，限制将钱投向“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必须把钱投向社保和民生。
    世界经济发展有周期性，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动力衰竭的情况下，本次的世界经济衰退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政府投资熬过困难时期，等世界经济复苏再延续以前的模式，这种想法已经不现实了。中国经济的飞跃得益于市场化的红利，但现在正为扭曲的市场化所困——中国经济不该市场化的过度市场化，该市场化的。建立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是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下一步的强大动力。
    回溯至晚清，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中国人民寻求富强和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进程一直在进行。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是一座里程碑，但现在，这个伟大的社会转型进程又到了关键的时刻。中国的政治体制已到非改不行的时候了！

    最近，网上曾流传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七剑下天山”之说，说“经济学家七剑下天山，剑指不合理制度，救生民于水火：莫问剑吴敬琏、由龙剑许小年、竞星剑张维迎、舍神剑茅于轼、青干剑陈志武、天瀑剑黄亚生、日月剑韦森”。但是，这些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们在网上经常挨骂。在这个自由派经济学家普遍挨骂的年代，韦森却是一个例外。他从来不删自己博客、财经网站上的回帖与留言，在民粹主义情绪肆意泛滥的网络世界里，他那些有理有据、“润物无声”的长文，得到了多数读者的认可。
    韦森宣讲常识的方式，似乎也摆脱了中国自由派学者的普遍困境——一方面是来自大众的敌意和猜忌，另一方面是政府方面的疏远和冷漠。
    ——《南方人物周刊》

    古汉语之“经济”，乃“经国济世”，即今所谓政治者也。古希腊之economy，乃“家计”耳，初无涉国民也。及我历朝有为皇上谋“家计”汲民脂膏者，则谓之理财、聚敛之臣。泰西近世有为国民谋利益如斯密者，乃倡“政治经济学”，意为大众，非为皇家计也；迨皇权堙没、宪政功成，始不赘言政治矣。不意西学东渐后，宪政功未成，言政治不为皇家鼓吹则危，避政治纯言“经济”者欲不流为皇家聚敛之臣，盖亦难矣。幸有韦森等数君子岸然卓立，怀经国济世之志，倡公平正义之学，不特扬古华经济之佳意，更彰现代经济文明之真旨，聚敛之臣自不必读，而有志之士是必荐也。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史学家）

    以前的改革等于经济改革，即使其他领域有改良，也都只能以经济发展的需要为起点，也以经济发展为终点。这么多年，韦森教授却不同，他的著作告诉我们：后发国家在发展初期即使回避制度改革也能走些里程，因为成熟的技术可以给它们提高如此的便利，但是，那种便利无法持续，必须的大转型最终是绕不过去的，其他国家没法绕过，中国也没法绕过。中国现在就处于这种绕不过去的时期。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长江教授）

    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既有市场理性，又有道德意识。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中，韦森教授是少有的古典经济学的精神传人。他超越了经济学家的专业限制，从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视野，思考当代中国改革的艰难转型，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领域，拥有广泛的知音与同道。我为上海有韦森这样的志同道合的学人而自豪。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在当下中国经济学家中，韦森是很独特的一位：他严谨的学养，他的历史和人文关怀，他的平实和独立，使他的中国经济研究既为制度的深层剖析，也是公共启蒙。我郑重推荐这本书。
    ——张力奋（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辑、FT中文网总编辑）
       
 

    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韦森教授访谈录
    记者：在采访您之前，我们走访了一些民营企业和银行，可以感受到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所面临的税赋高企、融资困难等困境，而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依然高达8.1%，这是否真实全面地反应了实体经济的现状？
    韦森：按照2010年开始实施的我国《统计法》，虚报数字要受到行政处分甚至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但各个地区上报的统计数据是否准确和真实，每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数字是否反映经济的真实走势，我们却不敢贸然判断。举个例子来说吧，2009年上半年，我国的外贸出口绝对值下降了18.1%，整个经济非常困难，各地的工业用电量也大幅度下降，但我们的统计数据仍说2009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1%，你信不信？信也好，不信也罢，但至少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认为，不要尽信短期——如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因为这一个短期指标并不一定反应经济的实际变化。
    我最近在江浙一带走了一下，从地方和企业得到的消息也是，今年企业普遍感到比较困难，资金紧张、税负很重、工资成本也在上涨，这都是原因。最近，一些浙江的出口企业反映说，都到4月份了，今年的出口订单却不如往年那么多，这也部分说明了问题。近来，一部分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在4月份将“探底回升”。我觉得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已经出现了增速下行的迹象。
    回顾过去30多年的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方视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代表了我国三次潜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按照中金公司专家组的研究，自2006年以后，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开始下降，这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红利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看来是一个自然趋势。最近，吴敬琏老师就讲，中国到处能赚钱的机会不会再有了。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经济的巨大转型正在发生，且必不可免。
    目前我对全球经济还不是太悲观。到2012年9月份，美国到期的次贷就基本上消化完了，美国经济会开始慢慢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曾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大致有2%的增长，并且最近还调高了对各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但是，要知道，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恢复性的增长。因为，在2008年～2009年的经济衰退中，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16%点多，经过两三年的恢复性增长，目前才大致回到衰退前的水平。我的判断是，美国和西方各国经济，既不会二次探底，但也不可能回到危机前多年较快的增长了。这种世界经济格局，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去年，我们的外贸出口虽然比2010年有增长，总量增加了20.3%，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却是负5.8%。今年我国外贸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可能还是负的，甚至比去年负的幅度还更大。另一方面，前几年启动的一轮大的基建投资高峰也即将过去了，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在慢慢减弱。现在，至多再花几万亿去修建之前已经开始兴建的“铁、公、基”设施投资项目。这一波投资高峰在未来几年时间里会过去，但是留给地方政府的是巨大的负债。这些负债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借债或者通过银行贷款来承载。随着土地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债还旧债，还要发新债来谋发展。最近各地政府不是又开始发地方债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有点像是一个“抽鸦片的瘾君子”，长期难以为继。如果贡献了我国绝大部分就业的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大家都不做实业了，光靠政府投资，我们的经济还能走多远？
    最近有消息说，发改委看到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又开始批项目了，这非常荒唐。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高速增长30多年了，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已有十多年黄金时代的超高速增长。2011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7万多亿元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了5 000美元，达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现在，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是自然和必然的。而我们的整个宏观政策导向，却似乎要完全是逆这一经济下行的趋势，要继续服“兴奋剂”，这不对呀！且根本扭转不了我们经济增速逐渐下行的趋势。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中国靠外贸及地方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都已减弱，三驾马车似乎只剩消费了？
    韦森：靠启动内需消费来保增长？目前看来也比较困难，在目前中国的体制安排下，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个美好愿望而已。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收入法核算，劳动者报酬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53%左右下降至近年来的40%左右。国民收入包括三个部分：劳动收入、企业利润、政府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两倍甚至更高，那么，其他两项自然就被挤下来了。一方面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另一方面消费者物价指数还在涨，这就意味着普通居民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很慢。另外，这些年来，我们的家电产品包括液晶电视、电脑、冰箱、空调等普及得已经很广了，且我国的液晶电视的普及率可能比其他发达国家还要高。家电和其他耐用消费品一般有较长的更新周期。今年以来，我国汽车销量增速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形下，指靠启动家庭消费来启动内需，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近些年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乃至2011年3月通过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及其他政府文件一直在说，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启动内需来保持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速，靠提高居民家庭消费来保增长。但是，这将如何实现？如果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持续下降，怎么启动居民消费？怎么靠启动内需来保增长？要启动内需，最简单的还是提升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总量减税。要减税富民，包括对民营企业减税，才有望真正启动内需。必须落实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对中小民营企业，而不仅仅是小微（利）企业——的减税，让民营企业税负减下来，能活下去，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来推动经济增长。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老是想着靠政府花钱、靠大型国企投资、靠“铁公基”大基建项目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必须改变我们现在这样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外贸出口增速开始下降，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正在过去，而居民消费又一直不能强劲增长，因此可以认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动力不足，整体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似乎就是改变不了的大趋势。再说，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增速逐渐下行，应该是自然的。但是我们政府决策层、商界领袖和财经界人士，乃至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好像都还没有多少思想准备。举例说，企业利润多年来逐渐下滑，一些企业的利润率已经很薄甚至到了亏损的边缘，但国有商业银行却仍然暴利；各行各业都差不多出现了产能过剩，但要通过IPO上市的公司还在大量排队；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了，但却要不断发新的更大规模的地方债来搞新项目；再加上一些根本在目前的即将发展阶段上根本就不可能盈利的新兴产业部门在国家的优惠产业政策激励下还在盲目扩张等等，这均说明我们对即将来临的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所可能引致的“经济的大转型”还没有多少思想准备。2011年以来出现的全国普放高利贷且时有各地企业家、老板“跑路”甚至自杀跳楼等现象，只不过是对这一即将来临的大转型没有准备和“过度投资”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另外从整体上看来，政府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支出导向，也还是逆这种目前体制安排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为。
    记者：您认为中国有可能出现滞胀（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吗？
    韦森：到今年4月底，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已经差不多达到90万亿了。只要货币政策稍一放松，今年广义货币M2超100万亿元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换算成美元，中国的广义货币目前已经比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了。但是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目前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广义货币总量这么大，一元国内生产总值，对应一块八的广义货币，这种情况下，广义货币稍“溢出”一点，中国的通货膨胀就不得了。这是近两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直攀高的根本原因。
    当然也要看到，中国这几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基本上都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所构成的。有关研究机构数据表明，我国的食品价格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粮食期货价格的变化基本上同步。这背后的逻辑是：美联储一“超发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一“宽松”，美元就贬值，芝加哥期货市场的粮食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就随之上升，中国作为粮食、石油的进口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接着“抬头”。
    最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再表示，到2014年底，美联储的基准利率还将维持在0～0.25%左右不变。相对欧洲国家，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要好得多，下半年之后，美国经济恢复的趋势可能会显得更好一点。如果美联储不再推出QE3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元走强，国际粮食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就会回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的压力随之也就会减小。
    记者：同样面对经济危机，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反观中国，是如此迥异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此您怎么看？
    韦森：我曾经对近几年决策层频繁地动用货币政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不同看法。2007年以来，决策层的货币政策频繁应用，且常来个180度的“大转向”。现在看来，央行货币政策的第四次180度的大转向或将到来。一国经济的运行，三四年里就来了4次180度的大转向，一会儿服“安眠药”，一会儿打“兴奋剂”，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在“熨平”经济周期，还是在人为制造经济周期？这样频繁且多变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向，会把好端端地经济折腾出毛病来的！记得去年，周小川行长曾在上海讲，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也在做“宏观调控”，也一直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这当然没错。但是，要看到，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中国大不一样。从2001年美国几个年级出现轻微下滑，格林斯潘所掌管的美联储一连降了十多次利率，一直到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大致是朝着一个方向“调”的。伯南克自2005年下半年接掌美联储的帅印后，中间经历了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08年～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之后美联储维持量化宽松政策和低利率政策一直到现在。他最近还在强调到2014年底，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将维持在0到0.25不变。这说明美国最近10年里，货币政策保持一个方向在“调”。
    再看我们呢？五、六年里发生了4次“货币政策调控”的180度大转向：2007年中到2008年6月，6次升息，12次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还要对贷款“窗口指导”，靠行政命令让各商业银行缩减贷款。2008年下半年看到我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了，央行曾4次降息，并鼓励商业银行拼命放贷，三年期间，贷款放了20多万亿元快到30万亿了，超过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的一半。从2010年1月15日到2011年6月14日，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又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向，提高12次提高法准金、4次升息。自2011年12月初以来，看到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央行又降了两次法准金了。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再这样继续“宽松”下去，这不就是4次180度的货币政策大转向了？我们这样一个有着50万亿元左右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大国，能这样折腾么？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金融市场和投资者，又怎样预期和应对这种频繁的货币政策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