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理解社会而言，研究工场十分重要，因为工场是个人在社会分层系统中所处位置的基础，也是个人生活意义、个人实现、个人尊严和个人健康的基础，甚至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成功与延续的基础。当然，社会理论家们认为除了工作之外，个人生活的家庭关系、宗教、政治等层面，对于上述四个方面也十分重要。但是，为何本书要单独讨论关于工作的理论呢？其原因除了工作在我们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外，还在于工作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迁，而关于工作的理论也正在不断地壮大和扩张。近年来社会理论界出现了如下一些重要的变化：其一，诸如“阶级”等以工作为基础的那些概念，在社会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日益下降；其二，各种社会理论日益强调消费而不是生产，日益关注个人身份而非创造工作角色的各种社会结构；其三，很多社会理论认为社会角色日益具有流动性和暂时性，以至于就个人身份而言，基于工作的地位状态再也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这些发展和变化对当代工作理论提出了明确的挑战，导致研究者日益关注工作是否仍处于前文所说的基础性地位。<br>本章作为全书的导论，不宜具体讨论这些变化，以后各章会对它们进行深入而具体的探讨。例如，在关于身份的第十五章，作者深入探讨了工作对身份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并强调指出，现在，工作可能正在失去发挥这种影响的某些渠道（这也许是因为以阶级为基础的团结的衰落），但是当社区和家庭关系可能弱化时，人们又会回去工作以获得承认，而这又有利于工作影响身份的新渠道的形成。不过，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如下一些重要事实。其一，人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并没有明显下降。其二，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妇女数量一直在增加,“组织中男性数量”的下降，往往被“组织中女性数量”的上升所抵消。其三，阶级衰落的情况可能被夸大了，因为某人属于何种阶级仍然明显决定着他的基本生活内容。例如，现在以阶级为基础的选举，与以前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阶级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意味着与工作的某种联系的衰落，由蓝领工人形成的稳定的工作共同体，可以为阶级身份提供基础。其四，目前很多国家的工人都面临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也广泛存在出工不出力（presenteeism，又译“出勤主义”）的现象，并且个人的很多方面都仍然是以工作为基础的。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当今社会，工作经验仍然是影响工人命运的关键因素。<br>上述四点表明，工作的变迁并没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巨大。因此，在讨论源远流长的关于工作的社会理论谱系时，应明确遵循如下基本的立场：当前处于支配地位的各种工作关系，与在这些社会理论提出之时处于支配地位的各种工作关系相比，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更进一步地说，如果从广义上看，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工作变得比以前更为重要了。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经济学兴起以来，充斥经济学前沿理论的主流话语，就是竞争力的重要性以及“知识经济”的出现。而欧盟提出了工资工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目标，并在总体上推进工作的竞争性和灵活性。这种经济学话语十分肯定地认为，对于国家的未来和繁荣而言，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而非消费产品与服务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这种理论对技能和知识的重要性的强调，表明工作组织仍然处于重要的中心地位。<br>当然，由于制造产业的衰落，工作模式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多变迁，但是工作的重要性较之从前并没有丝毫的下降。即使我们把工作视为生活（lived）的一种经验，工作的重要性同样也没有下降。组织中工作的“白领男人”，以及为了生计而在一个岗位上工作的“蓝领工人”等概念，在某些人看来都是极端老套和过时的概念了，但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工场的某些现实，这些现实就是，工场中的工作变迁实际上很小，我们可以明确地界定工场的边界，而工场的核心要求就是符合“系统”的要求。随着组织日益要求工人忠诚和投入，甚至要求他们参与管理与经营活动，以及随着组织绩效测量的日益精细化，工人逐渐发现他们自己必须积极参与和实现组织的目标。以前那种在工作中常常采取的工具理性主义行为，以及只关注自己而不关注整个组织的做法，现在已经变得不可行了。<br>同样重要的是，经济活动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明一个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理论对于经济活动的结构与社会的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而其他一些理论传统则要审慎得多，更倾向于强调经济活动与社会的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非决定性，更为强调非经济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但是，所有这些理论传统都不否认使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得以组织起来的那些方式的重要性。本书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回顾和评价各种理论传统是如何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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