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商人。宋朝作为商业较为兴盛的封建王朝，商人研究也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是较早综论商人的专文，作者认为宋代商人成分较为复杂，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与宋代商业的兴盛密切相关，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级结构重新组合造成的。林立平认为，唐宋时期交换经济的兴旺繁荣，促使商贾势力迅速崛起，从而使商人的政治待遇、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身份上已与庶民接近。（《唐宋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郭正忠、李伟国分别对包买商人群体和市侩群体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宋代包买商人的考察》，《江淮论坛》1985年第2期；《宋代经济生活中的市侩》，《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林文勋则从商人心态和区域商人角度作了研究。（《宋代商人心态初探》，《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宋代四川商人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少数民族。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并处的时期，除契丹、党项、女真等族各自建立了与宋政权相抗衡的政权外，在两宋王朝的辖区内，仍然存在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民族族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形态各有特点，值得研究。漆侠《宋代的瑶族和壮族》（《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较早地对这两个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形态进行了研究。李炳东与俞德华《宋代桂西壮族社会形态浅论》（《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吴永章《论宋代瑶族社会》（《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以及程苹《宋代湖南瑶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论坛》1993年第1期）等，继续对瑶族和壮族的状况进行了考察。覃成号也探讨了广西区内的几个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宋代南丹蛮、抚水蛮、环州蛮之社会形态》，《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尤中则对云南区内的几个少数民族作了系列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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