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尔·s·斯泰克（Carol S.Steiker）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斯泰克教授曾就读于哈佛-拉德克利夫（Harvard-Radcliffe）学院以及哈佛法学院，并在此期间担任《哈佛法律评论》的主编。曾担任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J·斯凯利·怀特（J.Skelly Wright）、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的书记官；之后，她担任了公共辩护服务中心哥伦比亚区的律师，其间为很多贫困的被告人担任辩护律师，并贯穿刑事诉讼程序始终。她从1992年开始成为哈佛法学院的一员。她于1998年至2001年期间担任主管学术事务的副院长，目前担任院长公共服务问题的特别顾问。斯泰克教授撰写了许多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死刑方面的学术文章，而且近期担任《犯罪与司法百科全书》[Encyclopeadia of Crime and Justice（2nded.Macmillan，2002）]编委会成员。她正致力于两本书的写作：一部是关于美国对于死刑的态度，另一部是关于刑事司法的仁慈与习俗。除了学术工作，斯泰克教授还为诸多非营利机构以及联邦和各州立法机关担任刑事司法方面的顾问和专家证人。

    《中国律师实训经典·美国法律判例故事系列：刑事程序故事》图书以美国正式案例的庭审程序为素材，鲜明生动地再现了存在于律师、法官和陪审团角色中的智慧与素养。读来栩栩如生，读者能够在身临其境的精彩故事中学习到成熟精密的法律诉讼程序和技巧。

    本书挑选的这些故事，大体上一半是关于警察实践的，一半是关于审判活动的；其中，不少判例是刑事程序授课大纲中一般都会列入的判例（如，与警察实践相关的马普案、米兰达案；与审判活动相关的布雷迪案、巴特森案）。同时，我也收录了一些较少引人关注的判例（如，鲍威尔案、布里格诺尼-庞赛案、米斯特雷塔案）。通过这些判例，我们可以借机考察以下对于理解美国刑事程序发展至关重要的主题：美国南部刑事司法活动中一度存在的种族歧视历史、对于将种族画像作为执法手段所施加的种种限制以及联邦量刑指南的宪法地位等。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卡罗尔.S.斯泰克（Carol S.Steiker）
    
    本书关于这些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有关刑事司法制度的著名判例故事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法律背景的论述，刻画了大量事实细节；其中，包括一些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细节。而且，每一则判例的撰稿人都是该领域备受尊敬的知名学者，他们将会与你分享他们的思考与洞识。因此，本书将会成为了解美国警察实践（即“警察与小偷”）与刑事审判（即“从保释到监狱”）的得力助手。
    ——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前任研究员
    惠蒂尔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魏天熙（Timothy Wehster）

    然而，无辜者，并不是刑事程序的技术性次要问题，而是刑事程序的基石。司法制度不但要努力将有罪之人绳之以法，而且还要开释无辜之人。如果司法制度错误地将一个人定罪，就将产生严重的司法不公，而且使得真正有罪之人逍遥法外实施更多的犯罪。正当程序并不仅仅在于惩罚那些说谎或者误导陪审团的控方。布雷迪规则不关注控方的主观恶意或者诡计，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被告人的清白上来。现在，控方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以便陪审团可以辨别事实的真相。
    而且，布雷迪规则并没有使被告人逍遥法外。它最多只是要求重新审判，在新的审判中，控方还有机会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人有罪。而且，在布雷迪案中，重新进行的量刑程序不可能使得布雷迪或者博布里特被无罪释放。两人最多也就是期望避免死刑判决，改获终身监禁刑。对于谋杀而言，布雷迪并不是无辜的，但是他似乎可以宣称其所实施的谋杀行为并没有恶劣到需要判处死刑的程度。在20世纪60年代，司法和大众的风向标都是反对死刑的。一些州取消了死刑，而且调查显示当时只有一少部分美国人赞成死刑。法院对死刑的审查远比其他刑罚要严格得多，并且暂停了许多死刑的执行。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1965年，死刑的执行量降到了单数，这距最高法院裁决布雷迪案还不到两年。
    即使是在今天，无辜之人仍对刑事程序的转变具有潜在影响。DNA检测已经记录下了对无辜之人的诸多错误定罪。因此，伊利诺伊州政府暂停死刑执行并且后来将所有死刑判决都予以改判。而且，学者已经强调了讯问和辨认程序中的不足，立法机关已经考虑了加大对辩护律师的资金投入。尽管人身保护令审查的范围越来越窄，证明无辜的强有力的证据仍然可以打开通往法院或者赢得执行赦免的大门。
    如果布雷迪判例被认真对待，这将预示着一个重大转变：从对抗制传统转向关注无辜之人。然而，这一重大转变从未发生，因为布雷迪案的重要特征以及我们的对抗制体制，限制了布雷迪判例对审判的影响。本章余下部分将分析限制布雷迪判例实行的五个基本制度特征。第一，尽管布雷迪判例努力追求正义，但从根本上说，检察官和警察仍然是对抗中的一方。第二，布雷迪规则的执行机制很薄弱。由于它要求对抗的双方当事人从自己的文件材料中为对方寻找材料，所以违反布雷迪规则的事件很少被发现。当违规事件在审判过去很久后浮出水面时，法官不愿意撤销裁决，指令再审。
    ……

导言
第一章 鲍威尔案：最高法院直面“以法律名义进行的私刑”
一、火车上的死亡之旅
二、上诉代理权
三、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
四、联邦最高法院
五、发回重审
六、重返联邦最高法院
七、随后的历史
八、未卜的长期影响
九、为什么鲍威尔案和诺里斯案会如此软弱无力？十、诉讼活动的无形利益
十一、胜诉的无形负面作用
十二、结论

第二章 马普案：沃伦法院刑事程序“革命”的第一枪
一、原本不属于淫秽物品罪的淫秽物品案件
二、历史视角：马普案以前调整非法证据可采性问题的规则
三、警察与检察官对马普案的批评
四、马普案的“最初理解”
五、沃伦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该案的发展
六、尾论

第三章 吉迪恩案与斯特里克兰案：没有兑现的诺言
一、吉迪恩案：律师帮助权的诞生
二、斯特里克兰案：律师帮助权的覆灭
三、后果：贫穷被告人刑事辩护的现状
四、未来的希望之兆？

第四章 布雷迪案：从对抗式伎俩转向发现无辜者？
一、对抗制刑事程序的传统
二、约翰·布雷迪所犯罪行
二、供述
四、下级法院的审判
五、最高法院的裁决
六、关在死囚牢里的日子
七、布雷迪的影响
八、对无辜者的关注
九、结论

第五章 米兰达案：一项适度但重要的法律遗产
一、1960年以前的讯问活动与宪法实践
二、刑事程序革命
三、米兰达案的判决意见
四、政治和判例法上的余波
五、米兰达案的评价
六、结论

第六章 霍法案：私人领域的秘密调查人员
一、引言
二、人物：吉米·霍法和博比·肯尼迪
三、“测试车队”案
四、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线人调查活动的相关法律背景
五、霍法案以及刘易斯案：不受宪法规制的线人秘密调查行为
六、关于霍法案的评论
七、霍法案与卡兹案之后的线人制度
八、结论

第七章 卡兹案：格言的局限
一、查利·卡兹落网
二、奥姆斯特德案的历史影响
三、20世纪中叶的联邦监听法
四、下级法院对卡兹的审判
五、授权监听的司法令状的不确定地位
六、卡兹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七、双方的答辩摘要
八、口头辩论
九、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十、卡兹案之后的电子监听实践
十一、卡兹案之后，第四修正案的适用范围
十二、卡兹案未来的命运

第八章 邓肯案：巴尤地区的偏见如何导致州陪审团的联邦调控
一、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二、邓肯案的遗产
三、什么时候应当由陪审团审判？四、什么样的陪审团？五、余波
六、结论

第九章 特瑞案：根据低于合理根据的证据实施截停与拍身搜查的第四修正案的合理性
一、案件介绍：麦克法登警长与街头警察工作（street policing）
二、案情：麦克法登案、奇尔顿案、特瑞案与卡兹案
三、特瑞案与最高法院
四、最高法院的评议过程（decision making）
五、1968年特瑞案件判决意见的解读
六、无论成为什么

第十章 布里格诺尼一庞赛案以及马丁内斯一福尔特案：通向种族画像之路
一、南部边境的风景
二、边境监管
三、20世纪70年代犯罪画像（criminal profiling）的发展
四、边境的法律环境
五、布里格诺尼一庞赛案
六、第二个案件：马丁内斯一福尔特案
七、对警察维持治安活动的即刻影响
八、种族画像的影响
九、尾声

第十一章 伯顿科歇尔案：辩诉交易与法治的倒退
一、案件
二、最高法院的判决
三、后续

第十二章 巴特森案：无因回避的合宪性质疑
一、从斯温案到巴特森案：寻求工具
二、邓肯案、泰勒案与第六修正案的兴起
三、将适当社区代表分析适用于小陪审团
四、巴特森案浮出水面
五、巴特森案的法庭审理
六、从巴特森案到斯温案--权利和救济的问题

第十三章 萨莱诺案：管制性羁押的合宪性
一、保释的历史背景
二、萨莱诺案的背景
三、大都会惩教中心
四、上诉法院
五、联邦最高法院
六、反对意见
七、针对本案判决的批评
八、后续发展
九、后911时代

第十四章 米斯特雷塔案：宪法与量刑指南
一、约翰·米斯特雷塔的量刑过程
二、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中的当事人和非当事人
三、量刑指南带来的变化
四、米斯特雷塔案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审理
五、未解决的权力分立问题
六、新篇章：布克案
撰稿人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