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维新理念与人不同，怎么就成了假维新？
中日甲午战争的副产品很多：第一，它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部分民众产生了民族主义意识与国家意识。第二，它推动了中国的维新，让部分明智的士大夫在制度层面上发生反思，中国将走向何处去？第三，它刺激了西方国家的贪婪。一个小日本就能从中国身上啃下恁大一块肥肉来，何况我们这些西方强国呢？在吃中国这道菜的宴席上，德国是个迟到者，所以显得更迫切。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曹州发生巨野教案，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中国的史书喜欢说德国借口教案侵略中国云云。对于德国来讲，自己国民境外被杀，它再找借口，也不能推卸掉它保护国民的义务。于是，清政府赔钱道歉，并且把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当然了，后面就是借口了，强迫中国签订一个《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山东境内又是修铁路，又是划中立区的。特别是租借胶州湾，让其他国家都红了眼，于是，大家纷纷出手，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中国这个破船，实在经不起西方如此折腾了。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在康有为等激进的革新派的冲撞下，中国终于走向了维新之路。只不过，维新理念的不同，特别是利益的不同，导致了诸多冲突。
袁世凯当然也维新。当时的国内外环境，稍微有些良知、稍具清醒意识的士大夫都在发出改革变法的呼声。这呼声此起彼伏。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改革理念与方式。孙中山是彻底的维新——暴力革命。张之洞是中体西用式的维新，用普通话来讲，这老兄主张的是马体牛用或者牛体马用，按我们现在的看法，则是驴唇不对马嘴。顽固派也喊维新，他们维的是旧的思想，只不过希望人心崭新一下，比如激发天良什么的。你要是跟他讲民权人权，他认为中国伦理就会灭绝，不出十年四万万人就沦为夷人那样的禽兽了。康有为是激进式维新，老想出轨，最后既把光绪当了赌注还把咱的主人公袁世凯也绑架进去了。至于袁世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份他在致徐世昌的信中有这样一些话：“曾亦力言，但均在梦中，大概亦知其不可为而委为气数使然。绝不肯尽人以回天，无可望矣。”“已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各语，然均不能照办；惟大局直无法挽救，只好以极坏处设想也。”“时局至此，战事断不可忘，请嘱各营加功操练。”
袁世凯是个明白人，知道大清气数已尽，而且做了往最坏处打算的设想。相形之下，袁世凯对时局的“无可望”，与康有为的“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是一个意思。但是看穿是一回事，怎么玩又是一回事。袁是世家子弟，家境及阅历仕途都导致他是一个成熟稳重的政治官员；康是布衣举人，家境及阅历导致他徒有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对政治舞台一窍不通，却净想着破门而入。所以维新策略及步骤，两个人肯定是不同的。
袁世凯不是假维新。孔祥吉先生在他的《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和《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论述》一文中力主此观点，对此俺举三只手表示赞同。而且，在康党的政变中，袁世凯充当了冤大头的角色，或者说，充了康梁的赌注之一。如果说康梁的终极目标是绑架慈禧太后的话，那么，绑架慈禧太后之前，他们首先绑架的是袁世凯。这是一种多么一厢情愿的绑架啊。
为了说明我的意思，这里有必要举一个例子——岳钟琪事件。明朝灭亡以后，明朝一个名叫吕留良的著名学者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徒教书。后来干脆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内容当然有些反清啦，吕留良死后，有个湖南人曾静，派了个学生张熙，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找到吕的两个学生。四个人见面一拍即合，就谋划着怎么推翻清王朝。
推翻清王朝，无论是从民族角度来讲还是从反对清王朝专制来讲，或从我们纯粹的革命思维出发，都可称正义伟大的事业，至少比上康梁的维新不算逊色。而且他们跟康梁一样，知道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事，也把目光投向了军界。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讨伐边境叛乱立了战功，正受雍正重用，就想利用岳钟琪反清。他们派张熙登门拜访，是不是像谭嗣同那样，大半夜摸去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熙是这样劝说岳的：“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岳钟琪：“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最后的结果是，岳钟琪从张熙嘴里套出全部情况，把他们一窝儿全告发了。
你说岳钟琪该不该告？
当然该告！凭白无故的，几个二杆子怎么就把人家圈进这种是非中去，干这种全家抄斩的事儿呢？而且这种事注定是弄不成的，与其等着你们事败后揭露人家参与密谋，不如人家先把你们提溜过去，否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兄弟我研究历史这么长时间了，真还没见过这么半吊子的策反者。岳飞死得再冤，也是南宋内政问题，跟人家金人有何干系啊。再说了，即使与金人有干系，这些人也还弱智，这与人家岳钟琪何干？
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政变这事儿，本不是袁世凯的主意。你再认为自己正义，这正义也仅限于你们密谋者内部。袁世凯没有参与你们的百日维新，更没有参与你们的核心会议，凭什么赌命的时刻，把人先押出去了呢？哪有把人当了赌注，过后反怪人家的自保与急救措施不地道呢？
5.1康有为来了，快跑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给大清以极大的刺激。当然这种刺激也可以称作教育。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时曾这样表达过：
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这种意思对大清同样适用。维新高潮时期，日本的维新之父伊藤博文访华，康有为前往拜访，讨要变法良策。伊藤曰：“贵国欲变法，要先除自尊自大陋习。世界不论何种人，皆生长天地间，岂彼贱我贵，可以自称中华而称他人皆夷狄乎？”康有为回答说：“此种议论，敝邦四五年以前人多持之，甲午以后，大梦为贵国警醒，已无复如此者矣。”
康有为虽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说出“感谢”二字，但是把对方当训导的意思，则是共通的。
在此之前，大清的教员很多，有英国，有法国。但是教育成效不是很好。被教育者素质太低，很迟钝，这是关键原因，也是内因。但是外因也不可忽视，这主要跟教育者的教育手段、教育作风相关。第一次鸦片战争，堪称天空中飞来一只小鸟，空气中甚至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所以被教育者没有感觉，该干嘛干嘛。第二次鸦片战争，可谓天空中飞来两只小鸟，在圆明园的上空拉下了一溜鸟粪，所以大家有了一点感觉，弄了个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斜刺里杀出一把东洋战刀，不但在天朝的脸上，甚至在天朝的心里割下了滴血的伤口。大家终于有了痛的感觉，不管是士人还是官员，甚至是皇帝与皇太后，都认为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但具体怎么变，怎么活，变活的性质、范围、路径、程度、节奏以及领导权等方面，他们并没有统一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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