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术有七，危道有六。
安术：一日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日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日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
危道：一曰斫削于绳之内①，二曰断割于法之外②，三日利人之所害，四日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日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③，尽力于权衡④，以动则胜⑤，以静则安⑥。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⑦，国家久安。奔车之上无仲尼⑧，覆舟之下无伯夷⑨。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⑩，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去饥寒，虽贲、育不能行⑧；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则上不能安。上以无厌责已尽，则下对“无有”；无有，则轻法。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
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①，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鹊尽巧；拂耳，则子胥不失②：寿安之术也。病而不忍痛，则失扁鹊之巧；危而不拂耳，则失圣人之意。如此，长利不远垂，功名不久立。
入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③，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④；尽如比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⑤，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⑥，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
【鉴赏】“安危”，即国家的安定之术和危亡之道。在这篇文章中，韩非子提出了明是非、辨善恶、讲法度、无爱憎、不考虑别人的毁誉、严格依法行事和诚信无欺等七种安定国家的方法，又列举了不依法裁决、徇私枉法、以民之祸害为利、以民众灾祸为乐、危害民众平安、不能自主决定是否与人亲近等六种“危害”。应该说，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所讨论的问题，无疑正是每个封建君主最为关心的问题。而要使一个国家“安”而不“危”，最关键的无非是要抓住“应该怎样做”和“不能怎样做”两个方面。韩非在文章中所说的七种安定之术和六种危亡之道，可以说正好是就这两方面人手的。
与《韩非子》前面讨论国家安危的文章不同的是，《韩非子》以前各篇讨论的，多是奸臣导致国家危亡的各种奸术、以及君主应如何防止奸臣“奸劫弑主”的问题；而在此篇中，韩非虽也提出了七种“安术”和六条“危道”，但其重点则在论君主立法和执法的原则上。因为无论是七种“安术”还是六条“危道”，其内容无非是说君主在立法与执法时应该坚持什么原则和违反了这些原则可能的危害。如果说七种“安术”的内容是正面阐述君主立法和执法应该坚持什么原则的话，那么六条“危道”的内容则是在从反面提醒君主立法和执法时应避免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韩非除了一如既往地告诫封建君主应该摒弃个人的主观好恶和是非观念，一切严格地依法行事之外，也表现出了他思想中的一些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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