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古典框架的二元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质疑和挑战，主要来源于新古典学派，他们秉持市场出清和完全就业理论，不认可古典学派的制度工资以及剩余劳动力的假说。Schultz在考察了印度20世纪初的疫情蔓延导致人口大量减少，而农业产业也伴随大量减少后，认为“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以批判剩余劳动力的存在。Sen针对这个观点，认为疫情发生后，即使在市场完全的情况，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使劳动力得到迅速重新配置，所以由此并不能否认存在剩余劳动力。Rosenzweig基于贝尔克家庭经济学，研究家庭收入一闲暇的替代效应，利用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得出劳动力供给曲线无弹性的结论，作为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出清和无剩余劳动力的微观证据。费景汉和拉尼斯则认为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情况，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应该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不能用缺乏时间变化的静态横截面数据来证明。Hayami和Kikuchi对菲律宾一个小村庄的住户调查和对印尼、爪哇以及吕宋岛等地区的调查数据研究也为古典学派的制度工资假设提供了证据：“工资的调整不是根据劳动力的边际产品，而是按照当时的生产标准要求和社会惯例。”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Sen和费景汉、拉尼斯都突出了基于时间变化的动态研究重要性。另外，还需强调的是，Rosenzweig所采用的数据源于印度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由于传统文化、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的限制，工业化进程几乎停滞，劳动力转移异常缓慢，在这种背景下寻找实证研究证据就存在很大的困难。而中国经历了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从一个主要依赖设备进口的贫困农业大国，迅速崛起为当今的“世界工厂”，劳动力转移从“民工潮”到“民工荒”，随时间变化的劳动力转移这一丰富动态素材，就为检验基于古典学派的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发展起来的二元经济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实证检验的现实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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