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健伟，获香港大学博士学位；现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创意经济及内地、香港两地文化创意产业及文化指数体系等领域的研究。2004年加入广东省汕头大学长江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持中心数码图书馆、版权及文化创意经济等多项研究；参与文化部委托国家行政学院进行的“'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研究”（2009-2010）：国家行政学院（合作）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课题研究”（2008-2009）、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委托的“文化审计研究项目”（2009-2010）、“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与珠江三角洲的关系研究”（2006）、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委托的“创意指数研究”（2005）、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委托的“香港创意产业基线研究”（2003）等项目研究，并为香港本地大学及非政府组织提供顾问服务，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的“香港记忆计划”、香港设计中心的“设计指数研究项目”等。
    崔德炜，获澳大利亚管理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并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取得博士学位；长期在内地、香港两地文化艺术及创意产业机构从事行政及管理工作，包括财务管理、人事管理、行政管理、项目管理、物业管理、公司战略、市场策略及学术发展等。曾任职香港话剧团财务及行政经理、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行政总监及办公室主任，并在不同行业工商机构任职。现任教于内地、香港两地的大学，教授文化和艺术管理及创意产业的课程；香港艺术行政人员协会理事。

    21世纪以来，都市化浪潮和后工业经济转型席卷全球，城市的文化地图和肌理被重绘、重铸，又或卷入一波复一波的改造计划，因而呈现了色彩斑斓的文化空间。
    这股变迁的一端是：由政府、企业打造的文化区和创意产业园。另一端的变化是：自发形成的艺术村于都市边缘争取立足之地，却要同时积极面对被规划的命运；承载丰富文脉、庶民文化的古老街区和旧工厂区则在历史保育庇荫下小心寻觅转化的契机。凡此种种都是本书企图追踪的文化创意空间。
    《文化创意空间：艺术与商业的集聚与融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国内外文化创意空间的来龙去脉，展示它们的文化面貌和内含的创造性，并且通过多位专家学者的敏锐触角，揭示文化创意空间的多面性和发展现状。

    相反，最依赖本地互动的是服务和劳动力的供应。SOHO在供应大量高质量专业技术方面的实力，降低了企业向外部寻找这些技能的需要。当地劳动力和供应商在推动SOHO集群动态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打消了人们对很多新近文献所表达的观点的疑虑。因此，决定企业本地嵌入的最重要的因素，与那些无形要素有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隐性知识，人们认为获取和传播隐性知识是企业在地理位置上产生互相靠近需要的主要原因。人们还认为，劳动力和供应商，即传统的马歇尔工业区模式的驱动器，对地理集聚的影响力在近期的理论中逐渐减少，因为它们往往利用技术的进步向集群外部寻找。
    这一变化表明，不同类型的联系偏爱不同的地理维度，而且，有必要在活动中把空间接近性比较重要的部分与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在某些方面，距离并不一定是有效联系的障碍，但对其他方面却非常重要。
    看起来，集群运行持续的时间，对不同类型的集群联系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并不影响获取劳动力和投入资源的全球一本土结构。新进入的企业对这些本地资源依赖程度，与它们对关系良好的合作伙伴的依赖程度相当。从这个层面上讲，与集群运行持续的时间没有差别。这种相似性可能说明，获取这些本地资源并不需要高度的本地嵌入。相反的，看上去集群运行持续的时间，在企业对知识和创意等当地资源的依赖方面有重大影响。新进入企业与更早落地的、建设较为完备的兄弟企业相比，更加依赖本地集群的知识，并认为这对他们的成功运营更加重要。在以国外经营时间的长短为依据，以在SOHO建立公司之后的10年作为节点划分样本时，我们发现知识获取对集群互动的依赖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当我们把节点改为15年和5年的耐候，这种差异依然十分显著。这表明，在为有效竞争提供必需的知识来源方面，本地知识对自身的局限随着企业的成熟而增强。尤其这种成长通常与更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张相伴而行，本地资源已不能单独提供必需的知识。
    ……

理论篇
关于以房地产开发驱动创意产业的冷思考
试论文化创意空间的意义
跨国企业与集群理论：文化集群案例
文化产业：超越集群模式
工业遗产的再利用
北京文化创意空间规划及其类型
上海文化及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个案篇
SOHO——艺术与商业的悲喜剧
昆士兰模式：在创意产业园区连接企业、教育、研发、文化
生产和展示
北京751工业区保护与改造初探
城市旧工业园区改造
——以广州红专厂与设计厂区为个案
以创意的方式延续城市生命
——南京文化创意园开发实例分析
文化创意空间中的公共领域
——香港中环公共空间研究
珠江三角洲文化街道的诞生与消亡：本地文化
诉求的缩影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