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设立的国民参政会为在野的各党派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合法的、规范的平台，国民参政会也成为国民政府容纳和团结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新型制度设置，教授派是国民参政会上一个特别的政治团体。
邹韬奋曾打过这样的比方，“如果说国防参议会是小规模的‘请客’，那么国民参政会可以说是大规模的‘请客’”。他还对这些来宾依其政治属性做过细致的分类，构成国民参政会的在野党派有：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教授派。不过，邹韬奋所说的“教授派”只是对中国学术教育界的一种笼统而又模糊的泛称，“以前所谈过的党派，多少是有群众性的，即在他们的后面有群众；讲到所谓教授派，这一点是没有的，虽则他们各有他们所教的学生，但究竟是在散漫的状态，说不上什么党派的群众性，可是参政会中有十几位大学教授，尤其是来自昆明的教授居多数，他们因为平日往返比较地接近，对于政治多多少少有一些共同点或共同兴趣，于是在开会期间，他们每有他们的小组聚会，交换关于各种问题的意见，在提案中互为声援，形成教授派的力量。尤其显著的是在第五次大会时，关于‘五五宪草’的修正意见。除救国会派及中共各有书面意见提出外，教授派也提出‘修正草案’，其中在国民大会停会期间应设‘国民大会议政会’一条，曾在会场上引起激烈的辩论，这一派的人物有罗隆基、罗文干、陶孟和、周炳琳、傅斯年、张奚若、杨振声、钱端升、任洪隽诸先生。”邹韬奋所说的“教授派”，很可能是特指国民参政会中的那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并且当时正在大学从教的学术精英（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因为他们彼此处于同一个圈子里且在政治上志趣相投而聚集成为一个政治团体。而实际上具有教授身份的参政员肯定不止这些人，即使以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来说，这一派也应该包括胡适、周览、许德珩、张君劢、张申府、梁漱溟等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国民党党员或其他党派成员。如果按党派划分，教授的职业身份就被党派归属吸收了。而如果以曾在大学中任教或当时正在大学中任教及那些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人而言，即使他们并不一定拥有教授的职衔，似乎也可以将他们都视为教授派的成员，这样一来，教授派所包含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实际上许多教授参政员的身份是多重的，既在高校中任教，也从事文化活动，有些还是社会活动家，有些还参加了不同的党派和政治社团，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一群教授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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