枷杻者，本以羁狱囚也。从隋代起，各朝均有明确的枷制。枷号作为独立刑种，乃在明太祖时创立。《大明律》规定，应试举监生儒及官吏人等，但有怀挟文字、银两以及越舍与人换写文字者，俱送法司问罪，仍枷号一个月，满日，发为民。清代枷号的使用频率提高。《清史稿·刑法志》载，明代问刑条例，于本罪外或加以枷号，示戮辱也。有清一代的律例内之杂犯斩绞、迁徙、充军、枷号、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刑，或取诸前代，或明所自创，要皆非刑之正。康熙八年，部议囚禁人犯止用细链，不用长枷，而枷号遂专为行刑之用。其数初不过一月、二月、三月，后竞有论年或永远枷号者。始制重者七十斤，轻者六十斤。乾隆五年，改定应枷人犯者俱重二十五斤，然例尚有用百斤重枷者。嘉庆以降，重枷断用三十五斤，而于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等省匪徒，又有系带铁杆石礅之例，亦一时创刑也。在清末修律期间，枷号之刑被一概芟削。《清史稿·刑法志》的记述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大体反映了清代枷号刑的概貌。
就《中国的刑罚》图13而言，按照此幅画所作年代法律规定，除律例开载应用重枷枷号者，仍照遵行外，其余枷号俱重二十五斤①。乾隆元年议准，内外各衙门，所有刑具，因向无稽察之例，各随意制造，故虽定有成式，终难画一。刑部各司刑具亦系陆续制造，并未较对核准，是以不无轻重长短之殊。雍正十三年十月内，刑部派委专员，各司刑具较对改造，始得合式。但外省州县各处一方，随意制造，而该管各上司例无考成，亦不特加察核，以致刑具多轻重之异。嗣后刑具务遵定式，不得滥用短夹棍及大板重枷，仍令该管道府遇赴州县盘查之日，即将所用刑具，详加查验。倘有从前情弊，即照例详揭题参，照擅用非刑例革职。至征比钱粮，本应用小板轻枷，薄以示惩，下限全完，即行释放。嗣后有司官员用大板重枷，将粮户辄行酷责者，该督抚不时察参。乾隆五年定例中并没有“例载夹棍拶指枷号竹板遵照题定尺寸式样，官为印烙颁发”②的具体规定，所以图13没有这种烙印也是可以理解的。
按照规定，枷上将该犯等犯事案由标明晓示，俾众触目警心，用昭炯戒。此为封条，亦称“封皮”，不得拆皱。梅森的图解中所言“封条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犯人的姓名、所犯罪行和刑期，并加盖官印，以防木枷被私自打开”的记述是比较准确的，但梅森显然不会中文，不了解蒲呱所画的封条上所写的内容。蒲呱所画的封条是不符合清朝法律制度的，并没官印，而是用红笔画了三个圆圈，倒像是被游街示众者的自我坦白。所谓“吾恶土豪混名插翅虎枷号示众”似乎是蒲呱作画时对某人发泄不满，故意将此人加以诋毁羞辱，讥讽其虎兕入柙插翅难逃。乾隆十三年六月，高宗针对署江苏巡抚安宁办理苏州府城顾尧年等哄闹一案和青浦县朱家角地方罢市一案曾经谕日：京城积匪，为害地方者，有永远枷号各城门示众之例。此二案从犯内如陆高枣子、坏枣子等，私立此等名字，必系无赖匪棍，皆应永远枷号，以儆凶顽③。由是观之，图13既称“恶土豪混名插翅虎”，则即便不是作为恶迹昭著者被“提至省城，用重枷长远枷号”，也不可能像图中封条所称“枷号三日”。据笔者蠡勺管窥之见，枷号三日的情况在清代文献中并不存在，蒲呱在这里的表现似乎不无游戏笔墨的意味。而征诸梅森的图解所谓“对于抢劫者来说，戴枷三个月是惯常的刑罚。对于因不雅、赌博和寻衅滋事而被判戴枷的犯人，戴枷的时间大约是一两周”云云，两者之间参差若此，尤足见两人是在各说各话，互不搭界。我们从右边封条末尾俗语“责放”二字可以看出，蒲呱作为画匠的文化修养并不高。如果是官府的封条，使用的应该是“责释”这样的字眼。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