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编者是有意让读者知道作者的资讯，即使是零碎的资讯，那么第一和第二个可能性就可以大部分排除了，即使发生（见下），数量不会太多，至少不会多至每4.2个书判就有一个是无名的那样大。所以，只剩下第三个可能性，即121个无名书判里，“大部分”都不是无名，而是作者被省略了，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宋本户婚门争业类的第一案《吴盟诉吴锡卖田》下面写着“西堂后同”（今从中华点校本4：100作“范西堂，后同”，它不见于现存的明刻本，应属上文所说，是编者的不小心，仅此一次，见附件1），而接下来十九个案件都没有作者，①这跟今天的学术著作有相同之处，尤其在参考或引用书目里，同一作者有多种著作时，往往只在第一种著作挂上作者，接下来的都节省了。
既有如此直接的证据，似乎可以结案了。但是，读者仍可提出种种质疑，就附件一来看：第一，“后同”假如是指后面的书判都属于同一作者，这些书判都不应有名，但宋本《吴盟诉吴锡卖田》署名“西堂后同”，之后是十九个无名书判，而接着的《漕司送下互争田产》又署名“西堂”，②明本《探阄立嗣》（7：205）署名吴恕斋，之后是两个无名书判，但接着的《不可以一人而为两家之后别行选立》又署名吴恕斋，这不是有点奇怪，理论上《漕司送下》和《不可以》两案都不必再挂上范西堂和吴恕斋才是。同样，宋明两本均有的《亲邻之法》（9：308）署名胡石壁，之后是两个无名案，接着的《典买田业合照当来交易或见钱或钱会中半收赎》又署胡石壁。同类情况可见附件一，不一一列举。第二，“后同”只出现一次，而无名书判共出现55次，在“后同”之前共出现18次，为何“后同”没有在无名书判第一和二次出现时便用上？第一次是在卷一页1至9，三书之最后两书无名（现有者是中华书局所加），第二次是在卷一页16至18，三判之最后两判亦无名。更难明的，是“后同”在无名书判第三次出现且数目颇多之时也没有用上，即卷一页18至24，共十四判，最后十三判无名。第三，有些地方可用“后同”而不用，例如宋明两本均有的卷五，页135至141的五判一一挂上翁浩堂，页152至155的三判一一挂上人境，又卷六页164至168的四判亦一一挂上吴恕斋，相同的情况不少，可见附件一。一言以蔽之，依今天的学术规范，无论是宋本或明本，都犯了“体例不一”的罪名。究竟“后同”能否适用于其他无名书判出现的场合？我们该用什么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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