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事物上，孟子格外强调动机的纯正性。本篇第四章讲了宋牼要去楚国调解秦楚构兵的矛盾，当宋牼告诉孟子将“以利说之”时，孟子对其止兵之志给予了肯定，而对其手段提出了批评，认为臣以仁义事君，当言以仁义，不当言利。同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不同的出发点，孟子重视纯正的动机，是强调仁义思想的内在性，是一种对自己信念的诚信。对此，朱熹特别强调：“学者所当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集注·告子下》）然而君子做事的动机，有时是一般人不能察识的。如“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一段，对“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的深层原因作了剖析，表明君子做事的得体和智慧。针对屋庐子关于“见季子而不见储子”的询问，孟子解释了自己为礼不为势的深层原因。孟子重视善的动机，也强调善的效果，当魏国大臣白圭欲以二十取一的税法取代什一税时，孟子认为不符合国情，什一税是恰当的，过高会损伤百姓利益，过低国家就无法具备应有的礼仪。动机正确但不利于国家礼治建设，孟子是不赞成的，但是有利于本国而危害他国，孟子也坚决反对。白圭自夸治水之功，孟子对其不顺水道，以邻国为壑的恶劣行为给予了揭露。据《汉书·沟洫志》介绍，当时齐、赵、魏等国均沿黄河，赵、魏地势高而齐地势低，故这些国家竞相筑堤护卫本国，致使“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这虽然有利于本国，但对别国却造成灾害。由此可见，孟子倡导性善，是兼善天下的博爱思想，他的动机论，体现的是性善理论的内化，对效果的追求，是性善理论的外化，认为只有做到内外统一，才真正是对性善信念的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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