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在本轮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国内一些人开始有所膨胀，认为中国比西方将更快走出危机、更快实现复苏。遗憾的是，正因此种经济模式之下的增长来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国人易于虚妄，不去研究实质性问题。
陈志武：的确。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的道路，更需要的是制度机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础性、更加重要的工作。我最近接触一些中高层人士，发现有的已经开始飘飘然了。许多人开始对美国经济危机幸灾乐祸，但他们忽略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美国之所以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绝不是偶然，其背后的制度创新，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样的。前段时间，我在做电视访谈时曾说，不要以为奥巴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总统时就逐渐放松了管制，克林顿在90年代总体上没有强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国真正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自主创业辉煌期。
英国当年也是因为实行自由经济才推动了18世纪、19世纪的繁荣，但今天的现状却很遗憾，原因是什么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上市公司，前10位相当于所有交易量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业。原来，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国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税，这比现在中国的还要高得多。这些政策使“二战”后英国的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渐被美国所超越。因此，从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政府管制得越多，越会损害—个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新经济的推进。
朱敏：在美国，1999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法律中有关限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跨行业经营的条款，从而使美国金融业从立法上告别了分业经营的历史，迈向了混业经营的时代。这些做法确实为美国在创新道路上发挥了不少作用。
陈志武：是的，可以这么说。最初，《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作为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实施的新政策之一，起到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与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有效地遏止了灾难的根源——资本市场的混乱，恢复了公众对国家和金融体系的信心；二是法案只花费了较小的成本，受到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共同欢迎。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银行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所导致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想方设法避开分业经营的法律障碍，通过兼并投资银行和金融创新等手段向证券业渗透。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界开展了由商业银行发起、证券业与保险业随后加入、游说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活动，要求取消跨业经营限制，修改直至废除该法案，最终获得了成功。
朱敏：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废除这个法案带来的问题也很大。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
陈志武：所以啊，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系列举措，使得美国的金融创新在之后1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尤其是，世界制造业经济的业务逐渐转移到中国之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挑战，逼迫美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调整，经济重心开始放到金融、技术创新和销售市场。上述制度架构的改革对于美国强化经济竞争的优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因而，这次金融危机不能问罪于美国的经济创新制度，否则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点更加是一个问号，更将失去应有的创新活力。重新让美国回到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根本没法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另外，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了跨行业的经营，完全放开之后，所带来的交易链条的不断延伸，由此导致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方方面面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这次危机及时暴露了问题，在更大意义上说不是坏事。
朱敏：从综合经营直接就跨到了混业经营，进入混业经营之后，链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在综合经营时代，功能性监管就有效，而在混业经营之后功能性监管也要出现许多问题。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又出台了一个《爱国者法案》，针对亚洲和非洲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投资作了一个非常大的限制，比如，中国企业要在美国上市，基金一定要在半年之前冻结，这会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您怎么看待《爱国者法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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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一个很重要的“三段论”原则：私权不能解决的，社会权力解决：社会权力不能解决的，公权力解决。
——江平（著名法学家、中围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既要警惕经济领域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也要从人文高度更深层次地审视道德危机和体制问题。朱敏的“动态和谐结构”等提法颇具开创性，是当代经济科学领域难得的一次理论创新。
——任玉岭（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
中国如果要出问题，不是太慢，一定是出在太快上；不是太保守，一定是出在头脑过热上。我认为中国需要在制度创新方面，建立一个鞭打“过快牛”的机制。
——汤敏（著名经济学家、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