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1865—1928），1888年随英国“中国舰队”来华，旅居中国30余年，长期供职于中国海军和中国海关，见证了中国海军的创建和早期发展，并亲身参与中日黄海海战以及威海保卫战。1929年，其生前所作记录在华经历的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一书出版，成为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
    张黎源，杭州人，毕业于浙江夫学建筑学系，现就职于浙江绿城东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业余爱好海军史，为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
    吉辰，西安人，陕西师范人学历史文化学院毕业，现为北京夫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一长要方向为近代中日关系史。对海军史有浓厚兴趣，为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

    这似乎是个重大的工程，不是吗？在其他任何国家，它肯定都是意义非凡的，至少需要国会表决。但是在中国，在那种年月里--好吧，让我们来看看这事是怎么办到的吧。
    我就此事给总税务司写了一封信，并向他解释说，如果他同意并在今后下达必要的命令的话，我就会把一切事务非正式地、悄悄地、不声张地安排好。
    总税务司同意了。在上海俱乐部的鸡尾酒会上，我与中国电报局的外国顾问讨论了此事。他认为这实在是一个好主意。他会做他那部分的工作，他认为通告一个星期左右便足够了。我接着又去天津造访了唐胥铁路的总办--这是这个国家当时唯一的一条铁路。他也表示了赞同。现在就是香港的问题了，与广州相距六十英里，那里是唯一的困难之处。
    如果沿海时间被发布，香港迟早要接受它。但是除非她十分乐意地接受，并与我们同时开始使用新的时间，不然的话就会产生许多麻烦和负面的宣传，到那时清廷就会因海关采取了这一措施而勃然大怒。因此我拜会了尊敬的理船厅，他是立法会的成员，还拜会了一位皇家天文学家--小小的香港也真有一位--因为总督会将他们二人视为此方面的专家。但是，我将他们拉到我这一边来的企图完全失败了。那个海员--一个固执的爱尔兰人--对我了解得很清楚，并说在他答应让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接受中国的领导之前，我就得见鬼去。那个天文学家--一个极为年迈的人--说这个变化将导致连锁反应，包括他二十年来对温度与湿度观察的价值都将受到影响。他很抱歉不能同意。这个小小的事例说明，要办成一件大事是多么不易。我非常失望，但没有灰心。这两人是从专家的角度出发，而公众的角度则反映于商会，并体现在议会的非正式议员身上。现在必须推动他们接受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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