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些话都反映了一个主题，人生在世，最忌讳的就是一个“满”字，曾国藩的一生都在极力避免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进入一个太满的境地。在剿灭捻军的战争中节节胜利，来自朝廷的各类封赏和官职也似雪片一样向自己飞来。按说这是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可在曾国藩看来却并非如此。他知道太阳一旦过了正午，就会渐渐西下。
而曾氏一族如果将所有的荣誉和赏赐全都得到，自然就会渐渐失势，甚至会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
在曾国藩封爵后，权力达到了巅峰。这时他给家里写了一封这样的信：“我比各位贤弟年长好多岁，你们看到诸位亲戚家都很贫穷，而我们的家境还算小有，就以为本来就该是这样。其实你们不知道的是，在以前他们和我们家一样兴盛，我本人就亲眼见证了他们家由富裕走向衰败的整个过程，此情此景真是让别人也替他们家感到难堪。决定一个家庭盛衰之别的主要是‘气息’，气息旺盛时即便忍饥挨饿也会很高兴，若其衰减即使终日锦衣玉食也会忧愁不安。”“现在我们的家族正当全盛之时，贤弟们不要以为区区几百两银子不足挂齿。如果让你们去尝试一下过过像楚善、宽五等人那样的艰苦生活，你们必然一天也受不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命中早已注定的，包括每个人境遇的好与坏、贫与富，即使是圣人也无法将它改变。”“上天既然可以使我们身处殷实、顺达的境地，当然也就可以随时伸手收回这一切。整个家族要维持长盛不衰，当然是不能靠一时的官爵显赫来决定的，而是要靠长远的家规来维持，不只是依靠个人的偶然发迹。而是要靠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如果上天眷顾可以让我颐养天年，那么等我辞官回乡之后，一定会和兄弟们一起维持现有的一切。如果在盛时就已先做了衰败时的考虑，那么我们的家族自然会有牢固的根基，自然就能长远。”这一类给家人“敲警钟”的信函是一封接一封的寄往湖南的老家，在曾国藩30岁那年，他被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主要负责修撰文史和为皇帝和太子讲学。
这类官职是被世人称为“能通天”的好位置。正因如此，曾国藩更加惶恐和谨慎，他生怕自己在老家的父兄族亲们因为自己身居高位而滥卖人情，所以他特别写信多次告诫家人不要多管闲事，另外还要谢绝一切请托。
尽管曾国藩多次写信告诫，可问题还是出现了，道光年间的时候他听说自己的父亲近来常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于是赶紧提醒说：“您这是擅自干预公事的严重行为。”当得知朝廷将要委任新的学官去长沙，他又告诫道：“父亲万不可去拜谒他！”事实上以曾国藩当时如日中天的势头来看，地方上下至县官上至府台，恐怕没有哪个敢不买他的账。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反复叮嘱家人不可越权行事。
咸丰四年，他又写信给家人说：“我们族里的子侄们一定要坚持遵守半耕半读的祖制，切不可有半点官气，出门不许坐轿子，端茶倒水之类的小事也不可请专门的仆人来做。其余拾柴、挑粪等事情也要一样一样自己亲力亲为，像插秧锄禾之类的事也要做。”后来他又特地嘱咐家中的四位弟弟不能来军营找他。
后来曾国藩在咸丰十年的时候被封为两江总督，兼任钦差大臣，荣宠之至当世罕有，于功于名都已达到了读书人的最高境地，但却还在为家人的行为发愁，他特地写信说：“现在咱们家的后生们全都没有经历过苦日子，眼界高、口气大、心气儿也高，动不动就唤奴使婢，竞成了很自然的习惯。骄傲之气已经侵入膏肓而尚且不自知，我对此种情况甚为焦虑。”厚黑学认为，缺憾，也是一件好事。再漂亮的花朵也有凋谢的一天。
人在权力、财力都达到一定高的水平后，也要注意不应对自己、对别人、对家族过于苛求，凡事都应抱着顺其自然，以缺憾为美的良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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