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伯利亚某处一辆呼啸的列车上，我上了有关战略的第一课。那时我八岁，正朝父亲肩头那边瞧着。父亲让我这么做的。他全神贯注地下着一盘棋。对手是个陷人沉思的老头，他双肩拱起，长而白的手指不断捋着唇上浓密的灰色胡须。慢慢地，老头一边嘀咕着一边从座位上朝前挪了挪，好像劲头上来了。“将！”他用意第绪语突然叫道，他的“卒”顶住了父亲的“王”。时间仿佛永远停滞住了一样，父亲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他后来告诉我，他正在三种计策中权衡着。我记不起父亲是如何反攻的，或是谁最后赢得了胜利。然而，触动我的是两人的镇静和走每一步棋时的深思熟虑。他们好像没有听到车轮震动着薄弱的车身发出的那种铿锵节拍。雪霰“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并化成了水流缓缓地流淌下去，不过塞对两人并没有什么打扰。回首1940年年末的那一情景，一切几乎不太真实。两个男人下着棋，悠闲地思考着每一步棋着，仿佛占有了世上所有的时间，又无处可去，似乎除了这局棋赛就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了。然而事实上，时间很快就逝去。我们是一车的难民，为了生存要逃脱纳粹的追捕。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啊，我们就仿佛是别人棋盘上的“卒子”。那场席卷欧洲的灾难将所有一切都颠覆了。什么种族、语言、观念和意识形态，全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并将我们这样的家庭送上流亡的生涯。我们还算幸运，家庭的主要成员——母亲、父亲和我仍然在一起，虽然有时饥寒，身体却依然健康。我不知道留在柏利斯托克的祖母们、我亲爱的玻波尔姑姑，还有我的朋友们，他们能不能侥幸逃出战争这头野兽的蹂躏呢？在我们沿着西伯利亚的脊梁——5800英里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前进时，这段旅途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在这样一片完全未经涉足的莽原上，几千英里之内都看不到任何人踪兽迹，这辆除了汽笛不响什么都响的列车简直不值一提。在这一带寒冷的边远地区却蕴涵着一种美，一种粗犷的美。熊、老虎、黑貂、驯鹿、还有狼，自由自在地穿行在地球上蕴含量最丰富的几处自然资源宝藏之间。人们用“聚宝盆“来形容西伯利亚，这儿有全世界1／5的黄金和白银，1／3的铁矿和木材，还有数不清的天然气、石油和煤矿蕴藏。它又是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最大一片区域，400万平方英里，相当于整个美国的面积：满是沼泽的平原、茂密的森林、荒僻的高原还有峰峦嶙峋的山脉，这一切真叫人眼花缭乱，混淆了时空的界限。因为缺少道路，这辆跑在孤零零铁道上的列车，就是一种全能的运输工具，像是西伯利亚运输系统的载重骡马，又像是那时装满孩童和叮叮咣咣的家什、送着成群结队逃难的人们穿过欧洲乡间的牛车一样。虽然难民们惊慌失措，拉车的牛却始终不知道时间对于人们来说是多么紧迫。我们的机务长，好像同样不在意我们内心的煎熬。或许是为了省油，或许是因为天气，或许是路滑，列车速度不紧不慢，车轮的节奏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没有任何小路可走。确实是这样，因为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经常在指定的中转站（在乌姆斯、新西伯利亚或是伊尔库茨克）孤独地呆上个把小时，等待我们西行的同胞们经过，这样我们就能继续我们的旅途直至西伯利亚的最东端——海参崴港。20世纪30年代，人们扛着铁锹、推着轮车，在斯大林建设苏联工业化的号召下建成了一座座钢铁厂。当战争爆发后，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他们的工厂从易沦陷区迁往西伯利亚。也就是在这块地方，一些罪犯和政治犯被流放在矿区和劳动营中劳作；还是在这块地方，数百万人在战争前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死去，没有人知道。然而我不希望跑到故事前面去。回忆总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旦回忆开始，思绪奔腾而来。不过回忆也有神奇的力量。你几乎可以在任何一点停下来，重新回想一遍，将那些陈旧的形象赋予崭新的意义。关于回忆还有一点，它是一道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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