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博大精深。儒学自孔子首倡,到宋明理学已趋于极致。失去了继续发展变革的内驱力,也难以应对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与社会转型的需要。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面临历史转折的关口。近代志士仁人对中华文化转型所作的努力,都无力使中华文化更新,难以形成理论体系。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孙中山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推手。孙中山不是儒士而是近代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家。他对传统儒术“治国、平天下”的推陈出新,主要在儒学的“外王”即方法论层面,儒学之“道”即“内圣”层面,并不因三民主义理论出现而丧失其普世价值。孙中山不是儒学的道统继承者,不是新儒家;三民主义也不是新儒学。它是应对近代社会需要的政治、社会学理。但三民主义对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它应对社会转型的文化张力。显示着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从此再也不可能以原生态的面貌出现,只能以切合近现代社会需要的政治、社会理论形态面世了。这就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发展趋势和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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