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摘一
Pax Mongolia VS. 军国日本
——13世纪的全球争端
把建成横跨欧亚大陆巨大帝国的蒙古军看作“野蛮的侵略者、文明的破坏者”，只不过是根据当时欧洲人的记录而得出的一种偏见。其实最近的世界史（也就是最近大学所教授的Global History）常识是，蒙古帝国才是构筑了全世界市场统合基础的全球化的原点。
蒙古人能在短期间内把那么广袤的地区征服并支配，是因为他们采取了短期决战型的战略。他们把服从自己世界战略的其他游牧民族作为新“蒙古人”编入自己的部族；对农耕文明也采用在以白银为国际通货的自由贸易原则下的间接统治形式，当地政权如果承认这一交易条件那就保证你万事安宁，甚至若发生不测事态蒙古骑马军团会奋力保卫。相反对于胆敢反抗的政权，则彻底攻打并消灭，杀鸡儆猴，威慑其他势力。
对，若打个比方，当今东洋史学的见解是，蒙古帝国甚至可看作年年把新移民同化为自国民，保持强大军事力量并有效使用，以提供安全保障为条件把世界并入自国主导的经济圈里——今日美利坚帝国的先驱（杉山正明《游牧民看世界史》）。
也就是说是这么回事儿：把在宋朝中国出现的那个堪称“后冷战”时期现代世界缩图版的社会一股脑扩大到东起朝鲜半岛，西至东欧的，就是蒙古帝国。一般认为特别是忽必烈废止了帝国境内的关隘和关税，实行了只要在商品销售地向帝国上缴售价3%的税金即可的简单的间接税制，促使了世界规模市场交易的活性化。如果你想想这就是你安全保障的代价，那么3%的税金其实也太便宜了吧（比现在的消费税还便宜呢）。
日本人中自称“历史迷”的人滔滔不绝地说什么“织田信长开设乐市乐座，繁荣了商业。当今日本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器量大的领袖人物”之类的“历史观”的器量其实小得多么可怜，你现在感觉到了吧？你看看人家蒙古帝国，那可是全世界乐市乐座，两者之间的水平也相差太远了。
所谓抗击元寇之战，其实就是因为“镰仓男子汉”们拒绝了希望把日本也编入这个蒙古帝国主导的自由贸易经济圈的要求而引起的，绝对是一次“不打更好”的战争。“国难当头？”到底什么叫国难？朝鲜的高丽王朝虽然蒙受蒙古骑马军团侵略，但国家却并没有因此灭亡（高丽王朝后来因为李氏朝鲜建国而灭亡）。只有那些不顾敌我战力相差悬殊一味鼓吹彻底抗战的武装势力用鸡蛋去碰石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而国王和王朝却平安无事堂堂正正一直得到延续（那以后的朝鲜与日本不同，最终成立了中国式文人上位、朱子学中心的王权。参见村井章介《中世日本的内与外》）。
更不用说日本是一个隔着大海的地方。只要答应对方的要求，国家灭亡之类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发生的可能。可是，即使如此，却高喊国难当头，不但欺骗民众，还欺瞒天皇，煽动绝不能向外国屈膝投降式的排外主义，伪装出一种完全没有和平余地的假象，驱使国民参战的无能的军阀政府，就是那个当年葬送了平氏政权，截断了全球化道路的镰仓幕府。
正确地说我们应该把固执于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脱离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制，把一个仅仅是“从中国大陆撤兵”的要求炒作成似乎要成为美国奴隶，最终决定无谋开战的“那场战争”看做是抗击元寇之战的后继者。
选摘二
清朝是“中国化”的终极形社会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是满洲族在明朝后期取得围绕环东海地下经济利权的新兴黑帮之间的“无仁义之战”胜利后建立的王朝。其实最先动手的是结束接连不断的分裂抗争，取得各帮派共同合作的日本黑手党——这就是所谓的丰臣秀吉的朝鲜出兵（1592—1598）。
丰臣秀吉的野心是，至少也要把朝鲜半岛征服，势力达到西伯利亚附近，独占环日本海贸易圈。如果可能，他还企图把自己的城堡移到宁波（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对岸，当时最大的贸易港），把东南亚贸易也置于自己的支配下……一般都认为大致是这么回事（村井章介《从海洋看战国日本》）。丰臣秀吉的这一野心最终因受到李氏朝鲜与明朝援军的联合抵抗而失败，但明朝也因此而气数衰竭，而趁此机会像老鹰抓小鸡一样轻松夺取天下的，就是满洲“黑手党”爱新觉罗一家。
我们这么一直黑势力黑帮黑手党地描述，其实真实情况是，因为明朝像社会主义政权一样限制了自由主义经济，民间的人们别无他法，只能像黑手党一样搞地下经济活动而已，并不是说因为是黑手党就是野蛮人、坏人或者落后愚昧之人。毋宁说，从长期被鄙视为“夷狄”的满族中产生了“天子”的清王朝，才是宋朝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集大成者，才是一个文明的终极形态。
不是吗？如果把爱新觉罗的“皇帝就职演说”用今天的语言重写一遍的话，大概如下：
你好，北京！革命（Change）终于在中国成功。这就是我们今晚给出的答案。我们既不是汉族的中国，也不是蒙古族的中国，更不是藏族的中国，当然也不是满族的中国，我们绝不是朱子学者的省与阳明学者的省的混合体。我们不但迄今是一个，而且今后也永远是一个统一强盛的中华帝国……
紫禁城是否被 “是的，我们能！（Yes,We Can!）”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淹没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绝不是什么玩笑。全世界人都知道，贝拉克?奥巴马演说最巧妙的一点就是，他用“自己作为一个一直被歧视的黑人今日能当上总统这一事实本身，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伟大国家的传统和希望的证据”这一论点，把不拉拢可能就会站到自己对立面的（比如保守派白人之类的）那些人用他们信奉的建国理念来说服，从而拉进自己的阵营。
其实同样抱有“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这一窘境的清朝雍正皇帝，为了教谕批判自己的汉人儒学者，在他所写的《大义觉迷录》（1729）中就说了几乎完全同样的话。他说，正因为作为主流派你们汉族人所推崇的理念是普照天下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只要是一个能正确体现该真理的人物，谁都可以坐到天子的宝座上。“夷狄”当上皇帝，不但不是咱们中华帝国的耻辱，而且正是证明了咱们中华帝国的进步。第二章 不能取胜的“中国化”势力——元、明、清与中世日本
而且满族在进攻中国内地之前，就与蒙古族结为拜把兄弟，建立了同盟关系。结盟时他们摄取了自元朝以来蒙古人一直信仰的藏传佛教（以前称喇嘛教）。在称霸大陆，把西藏也收入版图后，与以“儒教道德的实践者”自居君临汉族同样，他们也以“藏传佛教的庇护者”自居怀柔蒙古族和藏族，灵活自如。因此与今日不同，当时的清朝政府与藏族的关系一般来说还是比较良好的（平野聪《清帝国与西藏问题》）。
这种首先承认对方信奉的理念具有普遍性，然后用所以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也有资格这一形式树立自己权力正统性的做法，正是宋朝科举制度与朱子学意识形态成立以后，那个国家王权的精华。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近世中国的社会制度被设计成一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用户的泛用性极高的体系，中国人以此作为“民族自豪感”（与以“仅限日本使用”为自豪的“日章旗老板1”方式两者之间差距何其之远！）。
这个清朝广为人知的是，在经济政策上也极为忠实宋朝以后的路线，完全放弃了人头税，放弃了对人民居所进行严密把握和管理，货币的流通管理（比如白银与铜钱的交换率设定，地方流通纸币的发行等）也完全交给民间等，实行了政府几乎不为社会做任何事情的极端的自由放任政策。其结果，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明朝的管理经济完全相反，社会恢复了活力，经济也出现了空前繁荣。
这一点，确确实实是在世界上最早实现身份与职业自由化的中华文明的光明面——另一方面，与此表里一体的阴暗面是，因为国家放弃了财富再分配机能（与今日的中国相同），带来市场竞争的胜者与败者之间的巨大差距。
在这样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亲族网络的成员以求生存，才是宋朝以后的宗族主义精髓。所以清代中国经历了空前的人口增加，而因为政府万事放任，也没有了有效的控制手段。
也就是说，这就是直到近年还困扰中国的人口过剩时代的开始，而且这也造成了近代这个国家的（暂时的）衰退。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