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研究（总第62卷）》：
2.汉代谶谣造作和阐释方式深受谶纬解经方法及其“天人感应、比类象喻的文艺思维方式”的影响。
与先秦谶谣运用了较多的卜筮专门技术和术语、谣辞直叙卜筮结果不同，汉代谶谣是没有任何术数根据的“不占之书”，它的造作利用古汉语文字、音韵、词汇、语法和修辞的特殊性，采用了拆字、谐音、双关、隐喻等修辞手法，使谶谣呈现出模糊朦胧、奇诡僻异的艺术效果。如《献帝初京师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采用了拆字法，“千里草”为“董”字，“十日卜”为“卓”字，预示董卓迅速败亡的命运。《汉献帝时京师谣歌》：“乌腊乌腊。”采用了双关法，“乌腊”表面上指乌腊虫，实则暗指关东讨伐董卓的军队动辄数十万象乌腊虫相随。《建武六年蜀中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则采用了特征法，黄色、白色分别是王莽、公孙述所尚之色，借此指代二人，“五铢”则是汉朝通行货币，指代汉朝；预示王莽、公孙述终将失败，刘汉王朝将顺应天命复兴。《更始时南阳童谣》：“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则运用隐喻法，以地理位置河北隐喻人物刘秀，暗示刘秀将会称帝。这些预言手法正是谶纬解经时惯常使用的手法，对汉代及后世谶谣的预言方法和风貌特征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汉代谶谣的预言及其阐释特点也是由谶纬“天人感应、比类象喻的文艺思维方式”决定的。比类象喻是上古人类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自由感性、灵动多变，唯以某种相似性为原则，不受时空、物类的限制，在谶纬中得以承继、发扬，“（谶纬）在天人感应的新思想框架下，再次集中运用比类象喻思维方式论理说事，成为它的一个鲜明特色。”如《春秋运斗枢》日：“天文地理，各有所主。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可见，天文地理一切皆可为象，象是联系沟通天、地、人的枢纽，观象可知天地的意志和人事的正误。如《诗纬》日：“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诗含神雾》）又日：“金立于《鸿雁》，阴气杀，草木改。”（《诗推度灾》）就是采用天人比类象喻的思维方式解《诗》的，将《诗经》及其具体篇章视为天地万物、阴阳五行之征象。
四、两汉史传文学广泛征引谣谚的特点
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高度发达也是造成两汉谣谚兴盛的原因之一。两汉时期是史传文学的成熟兴盛期，《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代表着史传文学最高成就的著作，常常在正文、论赞中有意识、有目的的征引谣谚，据笔者统计，《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共收录谣谚149首，现存90%以上的两汉谣谚都保留在这些著作中，同时，它们也确立了正史引谣谚入史的模式，对后世史书以及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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